梦远书城 > 张资平 > 资平自传 | 上页 下页


  § 二

  因为有一位从堂兄在美国浸信会附设的学校里读书,父亲像有所解悟了。他以为新学纵令如何的新,也新不过外国人。因为新学章程是从外国人那里抄来的。于是父亲决意送我们进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了。

  在官立中学未开办之前,在城里本有一所中国绅士和德国人合办的学校,名叫“务本中西学堂”。这“中西”两字是指学堂里的课程是中西兼备的意思。后来德国教士们由“务本中西学堂”退出来,另办一个“乐育中西学堂”。因此,美教会所办的学校也取名“挝会中西学堂”,后改“广益中西学堂”。

  我于丙午年,即一九〇六年(亦即光绪三十二年)春,进了这家广益中西学堂了。

  教会的学校不收学费,只收三元的书籍费。教会在第一年发给我们的书籍有:(一)《新约全书》,(二)《赞美诗歌》,(三)《笔算数学》,(四)《地理问答》,(五)《Beginning English》。至国、经、史另请一位老廪生杨少屿先生担任,教本无定,由杨先生随意选讲,有时讲四书,有时讲古文析义,有时讲《左传》。各种木版古籍则由各人自备。

  英文、算术、地理是由美国人教授,讲授时间都堆到上半天。下半天差不多是无课可上,只有杨先生的讲古书,也只消半个钟头就可了事。并且也没有规定从那一点起至那一点止,马马虎虎。

  响了十二点,两三位白种人教师便都回家去了。我们住堂的学生,也各自生火,洗米,烧午饭吃。吃过了饭,便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或捉迷藏,或说笑话,或寻“中,尔,乃,反,及”,真是乱七八糟,全校差不多是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和我们同住堂的,只有杨先生。他一来怕得罪了顽皮学生,二来他吃了饭是定规要睡一点半点钟头的午觉的。故他对于学生们的瞎闹,唯有装痴作聋,不过闹得太厉害的时候,也不免要踏出房门首来说一声:

  “你们太嘈了!”或“你们太不成话了,等下我要告诉汲牧师罚你们啊!”

  汲牧师(Rev. Giffin)在这个广益中学是校长格。有些老成一点的学生也和汤先生一样,要睡中觉。他们常打着呵欠,帮杨先生高声地骂我们一班顽皮的学生。

  杨先生是一位好人,不过脾气大一点,多数学生都不欢喜上他的课。这有三大原因。第一是进了这个“中西”学校,一般学生都把全力倾注于英文和数学之上,而忽视国文了。第二因为杨先生没有口才,只会照字义讲解,没有半点发挥,声音又那般的低小,一点提不起精神。第三因为在学生中,国文程度参差不一,有的觉其过深,无能理解,有的又觉其太平凡了,没有半点兴趣。我那时在级里,国文算学是在十名以上的。所以也常跟着那些大学生闹起脾气来不上杨先生的课。有时想躲,躲不及了时,只好在课堂门口站一站足,口里不住地说“热啊,热啊”,表示我站在这里凉一凉后,就会进来听讲。等到杨先生不注意的时候,我又溜了。还有些滑稽的高级学生,只是站在课堂外的檐廊下,一面摇蒲扇一面倾耳静听杨先生的讲释,听了一会,又摇摇头,叹叹气。

  天气渐次进了炎夏的领域,我和几个同学常走到学堂后面的小河里去洗澡。有一天下午,我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湿裤,水淋淋地走回学堂里来。一踏进门,就看见杨先生已经睡好了中觉,高坐在堂上讲学了。我在这瞬间,欲逃不可,欲进又不能了。读者试想像一下,我当时的样子也难怪杨先生要痛骂我了吧。他切着齿,伸出指头来指点着我说:

  “你真是无缰之马!”

  预想不到杨先生赐我以这样的佳名。我要感谢他才对呢。嗣后,“无缰之马”便成为我的绰号了。

  杨先生虽然骂了我,但仍未能恢复他的信望。听他的课的人,仍然是一天少一天,并且那班高级学生也赠了他一个绰名,“木版字典”。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在那时代追求“西学”之热烈。特别是英文,当时尽都以英文为至圣无上的科目,不分昼夜,都在朗诵英文。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也普遍了全校。张香涛宰相虽在提倡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但我们一般同学的见解却完全和他相反,视中学为臭虫,为虱子,为蚊蚋,为骷髅,为粪坑里的爬虫!

  每星期只有五天功课。星期六是美国教师们的安息日,因为第二天的礼拜日,他们要倾全力于他们的主要工作,——宣教。

  每天下午三点以后,汲牧师又会走来教我们练操,——徒手体操,蹴足球,及赛棒球。棒球在中国,不知何以这样地不发达。中国之有棒球,恐怕是以二十五六年前的我们的学校为嚆矢吧。

  这里要补述一件事。即我的父亲在这年也离开了廖屋岗,而当了汲牧师夫妻的中国文教师,每月薪金大洋六元,——在那时约当美金三元,——美国人固然刻薄,但和廖屋岗蒙塾的收入相较,似乎又胜一筹了。

  到了三月里,教我们的算术和地理的一位美国教师,——名惠文,即Whitman的译名,——要归国了,汲牧师便叫父亲代了惠文的课。最初,我担心父亲担不下来,但终究担任下去了。后来我问父亲,何以敢答汲牧师担承这个责任。父亲说,那些算术地理是至粗浅的功课。那班牧师们只知有宗教,——新旧约,对于普通科学也未见得有怎样的深究。

  因为父亲每天要来学校上课了。我们又和在廖屋岗时一样,每天仍然得着父亲的指导。

  第二第三两年,学校搬进城市里,校名也删去“中西”两个字,至于功课则和第一年差不多,只加上了简陋的博物、格致(物理)等功课罢了。

  第四年学校又迁回乡间,靠近美国教士们的住宅,这固然是于他们比较便利,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学校设在城市里,环境太坏了。

  我们初进“广益”时,有十几个同级者,到第四年,只剩四个人了。汲牧师极希望我们领浸礼,做他们教会的信徒。但在乡间,风俗习惯尚极纯朴,都误认一领了洗礼,便必须当一个禁欲主义者。所以不愿在习惯上受种种束缚的人,都无决心加入教会。我们深信教会里的信徒,尽是上帝的儿女,耶稣的友人。但在教会学校多念一年书,便发觉教会内部的虚伪,就连宣教师们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和圣经里的教条一致。其他中国信徒再无用说了。

  乡中有一个姓何的泥水匠,年六十余岁了。他每天要由早至晚激烈的工作,才可以获得三角多钱的工银。但这工银的三分之二,要为鸦片而耗费,一般人都骂他不该抽大烟,他们并不原谅他所以每天能继续劳动十一个小时,完全是靠抽大烟的力量。宣教士的夫人们和独身的女宣教士们常深入农村去宣扬天道。到后来这个老何也居然常来教会里听教了,但我推他的来意,完全是想在教会里或宣教师的住宅觅一个有永续性的工作,同时也过信这些洋人是过多洋钱所有者,一定能很慷慨地周济贫民。他因为有这种种的幻想,便要求领洗礼了。其实他听说教,尚不满二星期呢。宣教师对他说,如要领洗礼,必先戒绝鸦片。老何答应不抽大烟了,但他继续着吞烟泡子。因为他之抽大烟,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只听见牧师说抽鸦片是犯罪,没有听见他们说吞烟泡子也是犯罪。他所以很无邪地坐在教会里,戴着老花眼镜,一面低声念新约,一面吞烟泡子。到后来,给美国宣教师发觉了,责备他不该还在吞烟泡子,更不该在上帝的面前吞烟泡子。

  单吞烟泡子,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烟瘾,常常周身软痛,鼻涕交流,不住地打呵欠,他放弃了烟枪半个月以上了。但美国的宣教师对于他的职业,还没有半点的表示,老何当然很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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