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张资平 > 脱了轨道的星球 | 上页 下页


  父亲也就在这时决意送我进教会学校,希望我日后能够留美,能够像唐绍仪、伍廷芳等人物那样办洋务。

  我有像父亲一样容易疲倦于教书的生活。父亲在廖屋岗村教了两年,便有些厌倦了。的确,教村童读书是一件很重苦的工作。父亲因为决意送我们进教会的学校,便向东家们辞退了廖屋岗的蒙馆。

  丙午年,即光绪三十二年,我十四岁了。这又是值得我去纪念的一年。因为我在这一年春,开始学英文了。进教会学校的手续很简单,只由那个先进的堂兄弟领我们来拜访教会的两位美国牧师。据说一个名惠文(是Whitman的音译)一个名叫汲衡(是Giffin的译音)。在那时候,一般人对于宗教都视为异端,不加以排斥,亦对之敬远。凡进教会学校念书的要被人家说是吃了洋教。故教会学校的学生很少,只有十余个,尽是被压迫的贫民子弟。他们受了豪绅们的压迫,只有藉吃洋教以求外国人的庇护。到后来美国牧师们知道所办的学校之不发达,完全是因为吸收不到士绅的子弟。现在看见我们要进教会学校,当然是十二分的欢迎。我的父亲既然送自己的子侄进了教会学校,当然是热心地为他们宣传。父亲说,除不领受洗礼之外,一切都可以接收。牧师也只借我们做做幌子,以吸收士绅阶级的子弟,并不要求我们马上信教。

  初进学校,在星期日的下半天,恰恰是举行礼拜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见老学生们在众口同音地在唱赞美歌,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后又看见他们都闭着眼睛,站了起来,听牧师祈祷,更觉得奇怪,差不多要笑响声了。但是看见他们那样真挚诚恳,只好忍耐下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听见父亲也给汲衡牧师来教中国语了,每月有大洋六元的薪金,合计一年有七十二元,比在廖屋岗坐蒙塾就强多了,而且比顽童们比较不费力。故那些村里的蒙师们都羡慕起我父亲的新职业来了。当然也有顽固的老者们,尤其是廪秀班,骂我父亲是吃了洋教,当了洋奴。这是冤枉了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是始终反对领洗礼,进教会的。

  在教会学校,我最喜欢三种功课,一是惠文先生的算术,教本当然是用前述的《笔算数学》;二是汲衡先生的英文,用的教本是岭南大学出版的“BeginningEnglish”;三是汲衡夫人的音乐。我在这时候学会了乐谱上的种种符号,如Clef,Bar,Sharp,Flat,等。

  到了三月间,惠文以任期已满,回到美国去了。算术便由我的父亲兼代。我的父亲一天两角钱的薪水,每天一早要赶三里多的路程来学校里上课,下午又要到汲衡牧师家里来教他们夫妻学中国话。在那时候,我父亲的劳力是这样浪费了的。

  到了第二年,父亲加了薪,由六元增至七元了,交换条件是加担一、二、三年级各级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用教会出版的《地理问答》。

  初进教会学校,即我十四岁那年三月,县城开设了官立中学,也举行招生考试了。据说考进了中学,念五年书后,就可以分等奖拔、优、岁。当时父亲听见,确实有点羡慕。但是因为需要二十元的学费,加上其他膳宿费等,每年须五六十元的用费,父亲于是绝望了。当然,我在那时候也没有程度考官立中学。我虽然开了笔会写些简短的“义”或“论”,但仍然(不)是十分通顺。在这时候,又因自己全神贯注于英文和算术两科去了,国文不免荒疏了许多。

  除了算术一科由我的父亲担任外,代数、几何无人教授,当然三角术不消说了。其余的自然科学,则由汲衡先生一人包办,这位先生的圣经,倒还念得非常之熟,至于自然科学,却不十分高明,尤其是物理、化学,经他教授了一年余,还没有一个学生能够领会他的高深。

  就这样地糊里糊涂混过了三个年头,转年是第四年级了,据汲衡先生说,念足了四年书,就算毕业有文凭可发。但我已经十七岁了,看着父亲还是只月领七元大洋的薪水,而背负着一大家人的生活,自己便感着往后的责任了。作算这种精神作用不能算是责任感,但是从前的嬉戏的态度突然地改变为庄重的,也失掉了从前的天真活泼的性质,而变为忧郁性的人了。望见举人伯父的儿子穿着官立中学的制服,扬武耀威地走回来,自己便会远远地避开,不愿意和那些贵族式的堂兄弟们见面,又看见家事好一点的人们,也不免对他们怀些妒恨。同时我在十七岁那年春,完全由童年期转变了青春期,在生理上也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虽然发生追求异性的行动,但终于敌不住求出路之心激烈。故同辈的兄弟们又常常骂我是假正经。

  我的同辈堂兄弟,有四十余人,岁数前前后后不相上下的也有十人八人。每当假期中晚饭之后,常聚在一块漫谈。到了夜深肚饥的时候,便有人提议凑分到村口的饺面店去吃面,或喝黄酒送花生。于是他们都从衣袋里掏了些铜钱出来。没有钱带在身上的堂兄弟也立即走回去向他们的母亲要钱,在这时候,我就不能不偷偷地走开了,同时也觉得有无限的伤心。最初是怨自己没有母亲,第二是归咎到自己父亲不该比他们的父亲穷,同时自己也下了一个决心:

  “虽然脚下穿着的是屐,但我一定要赶过他们!”

  就是因为这样地受着经济的压迫,想买一部书,缝一件长衫,都不可得。他们不单在冷天,即在热天,都穿着白竹纱长衫,这确是令在当时的我十分羡慕。岁数只十七岁的青年,态度和性格完全包一个四五十岁的老人了,有时竟会偷偷地流泪。老祖母看见我无日不是这样悒悒寡欢的,以为我是想讨老婆了,有时便向父亲提起我的婚事来说。

  “饭都没有吃,还要说老婆么?就有钱,不如给他出省进学校去。”

  父亲却是我的知己。我在那时候,真想出省城去进学,这个目的如能达到,那我便可以压倒在县城里官立中学念书的堂兄弟们了。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在县城的人,每星期回来一次,很得村人的看重。但在省城进学的人,每学期回来一次,更能够博得村人的尊敬,故我无一天不梦想出省城念书。

  “想出省城去求学,不要钱么?”

  才炽热起来的一颗心,又掉回冰窖中去了。

  “你该把国文学好一点,字写好一点,等父亲有钱的时候,就送你出省去考法政吧。”

  父亲当是这样来哄我。要把国文学好,是不难的。要把字写好这却真难为我了。但是一查省城各校入学考试的科目,确是法政学校的最简单,只考国文一科。其他如高等学校,优级师范,高等实业等所考普通科目十分麻烦。父亲深知道我没有这样的程度,不单几何、三角没有学过,也不知所谓物博学的内容是怎样的。

  那时代办学的人都是老朽不堪的举人进士,或候补官僚,不懂什么教育,他们的主张仍然是只要国文学得好,其他科学都可置之不问,所以酿成各校的入学考试,专注重国文一科。父亲也抱有同样的倾向,常常责备我的国文做得太坏,不容易允许我到省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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