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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交


  大约在两个多月之前,我们机关上突然多了一份“伪满新京”的《盛京时报》。这报的内容,多是歪曲的,带煽惑性的新闻和评论;及左抄右袭的副刊。这使我大大的惊异:为什么要定这种报纸呢?

  经过多方的探询,据说这是我们院长的意思。而院长却是由某市政长官的介绍,及盛京时报社的要求(干脆一点是强迫),而“欣然”允诺定阅的;而且“慷慨”的定了三份。我们这份就是院长派阅的。我不得不赞叹“邻友们”的无孔不入的“亲善”政策!(中略)

  我没有用摇尾乞怜的酸相及哀求的声调去交涉,先令送报的停止送报。几天之内,并没有反响。我想:“他们会甘心吗?”

  果然,大约双十节前后的某天下午,我们办公室走进了一个××人和中国人。××人神气活现;进来就板着面孔,毫不理会人,摘下帽子向桌上一掷,在皮包里抽出一张“盛京时报记者”的名片,轻藐的递给我,随即使劲的坐下来。我恍悟了来意,于是和缓的解释说:“我们的经费很窘,无力看许多报;而且,院里和我们机关是无界限的,他们既定了两份,我们也可以借阅。”那位中国人翻译成×语;××人显然发了恼怒,态度更变得凶恶。(中略)他点头冷笑了一阵,又和翻译说了些话;翻译告诉我:“吉田先生说:‘你们经费既窘,为何定这许多中国报呢?就算是实情吧,你们也可在这些中停去一份,添上我们的报啊!’先生!看透些!面子事!省得添麻烦!”他表现一付小汉奸特有的风度,补充了自己的意思。我气愤得有点发抖,竭力抑止住怒火,然而不免愤愤的说:“对不起!贵报内容很好,可是我们没有看它的必要。”翻译有点发慌,他似乎怕译出来要发生僵局;而××人却努力做作出一副凶恶得无以复加的表情在等着答复。于是翻译又不知咕噜了几句什么,都拿起帽子愤然走开。临行,翻译带着不屑的口吻说:“好!总有办法的,再说吧!”我用将要冒火的两眼目送了他们出去。

  我正在为我的外交胜利而快慰,却有人替我担心了:“老郭!当心些!人家不至于甘休的呀!”我回答说:“放心!至多派几个兵来捕去把我打一顿吧,决不至于用对国货售品所的方法来对付一个堂堂的机关!”(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因为售太阳牌洋伞而至被×方捕去店员,并且将该所查封。)

  万幸!到今日为止(只说到今日为止),我没有被捕。然而,当我听说塘沽、天津地方法院塘大分院的房屋被××宪兵队强占为办公处的事实,我觉得我的估计太轻了:尽给人家横行无忌的欺侮下去,终有视查封一个机关为一件小事的一天呀!

  (茗柯上。)

  华北在侵略者压迫下的种种方面的“奴化”,这种惨痛的事实是一天天严重起来了。文化侵略也是侵略者一个重要的策略,煽惑和麻醉的报纸当然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工具。用威吓手段强迫多定一种奴化的报纸,这还只是开端,倘若我们对于华北的危殆局势不下决心作根本上的挽救,恐怕一般人民都只有“奴化报”可看了!茗柯先生的爱国精神固然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深的敬意,但是那个“记者”的后面是有着整个侵略者做靠山,要始终拒绝他的要求,个人的力量恐怕还是不够的。我们以为遇着诸如此类的无理要求,应该和当地的爱国团体及舆论机关联系起来,暴露敌人的黑幕,造成集体的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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