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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歧途上的中国


  一

  关于中日的外交问题,我们在上期本刊已略有表示,我们曾经提出两点:第一、要调整中日邦交,有个先决的大问题,那便是中国要收回东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谓《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其他有损主权的协定;第二、中国政府应严守国土和主权完整的根本原则对付外交,外交绝望后即应采取“断然的处置”。我们认为这两个要点,是全国对于外交途径所不可丝毫放松的。

  中委王宠惠氏最近对新闻记者畅谈中日交涉问题,说“目前中日关系的紧张,为无可掩饰的事实,中日交涉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只须看看日本的积极准备,便知道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中日交涉已到了最后的关头,诚如王氏所说,尤其重要的是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换句话说,中国现在还是下决心严保国土和主权的完整呢?还是再作进一步的投降?在歧途上的中国,就是自己还要敷衍,对方也不让中国敷衍了!

  在这个艰危的时候,中国为保全民族的生命计,应有自动的外交,在有一定原则下的外交,然后能坚持到底,步骤不乱;倘若为对方恫吓所威胁,不惜破坏国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以迁就对方提出的无理要求,那正中了他们的诡计。日本一方面派桑岛东方局长带着“最后的话”来中国;一方面日本军部各领袖公然宣言,他们对于中日局势所采取的立场,可概括于下面的一句话,那就是日本必须充分准备于必要时诉诸武力。不但口头上的恫吓而已,他们在华北干着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演习”,更紧张地胁迫宋哲元氏汉奸化;在华南大增派其海军,耀武扬威,肆行无忌:恫吓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近日本松室少将对关东军报告关于中国的情报,竟老实说:“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随意可得,故看到中国的官民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见帝国的威力,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夺取特殊的权益?”又极力主张利用“普遍的恐日病”,“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实力分子,与以实力的援助,使他镇压抗日分子”。这些是多么怵目惊心的话语!但是中国的全国国民决不容许在恫吓中断送任何部分的国土和主权!

  二

  以上所说的第一要点是我们应坚守国土和主权完整的根本原则,不受任何恫吓所动摇。其次我们所要严重注意的,是远察世界大势,近观中国现实,在侵略者残害我们民族的生存而无法用外交途径挽回的时候,我们发动民族解放的抗战是有着光明的前途;不可受失败主义的麻醉,认为发动保卫国土主权的抗战就是等于亡国;这实在是“恐日病”的最深的病根,需要我们大声疾呼严厉纠正的。我们所尤其痛心的是看到最近“京沪各报馆之连署”的《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的宣言,说什么“衅端既起,中国如作城下之盟,即为自署亡国之符券,世世子孙,真将永劫不复”。在未抗战以前,即作城下之盟的打算!于“卫国”一词以后即紧接上“殉国”的消极名词。我们对于连署这个宣言的“掌持舆论,同为公众喉舌,对内对外,均有宣达公意之职责”的各报,不免感觉到很大的失望和痛惜。我们固然知道主持各报的先生们对于爱护国家民族的动机,并不后人,绝对无意为侵略者张目,但无论何国,舆论态度总较政府进一步,尤其是外交紧迫的时候,民众力量更是政府的重要后盾,现在竟于无意中替侵略者广播“恐日病”的毒素,这是很可痛惜的。以“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的邻国报界,对于中国人民保卫国土主权的愿望,向来缺乏同情,而这次对于这个宣言,独宣称“倍加赞扬,并以诚意接受”,我们自己跑进了他们的圈套,是很显然的。

  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回想到“二十一条”时的惨象,但是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下的中国不应该是当时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国民也不是当时的中国国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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