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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离渝前的政治形势(5)


  那“奇闻”的用意很浅显,但要自投罗网,否则无从下手。那奇事却存心更辣,暴动之罪,非身首异处不可,岂不一了百了!我和沈先生都是奔走呼号团结最起劲的人,在反动派认为应该身首异处,犹可说也,无缘无故拉个沙先生,其先莫名其妙,后来经熟悉“内幕”者道破,说CC派要把英国人爱黎那里所惨淡经营的生产合作社抢过来,沙先生是爱黎最得力的一位助手,所以也想请他身首异处。

  空气既然放出,后来但闻雷声响,不见雨下来,颇可诧异,想来想去,大概不会替我们三个人的身首设想,最合理的逻辑,还是因为替他们自己的利益设想。也许有人替他们想,这几个人究竟在社会上多做几年事,知道的人较多,不如青年那样容易欺侮,也许将来易发难收。这只是我的猜想,当然还不是事实,事实是说我要暴动,要藉此砍我的脑袋。

  特殊的特务也许没有看见我有什么武装,所以倒并没有说我要暴动,甚至看得单调,后来我溜往香港,他竟没有发觉,他自己反而因此被特务头儿关了起来。

  其实他也怪可怜,后来听说他在监视我的时候,每天只有两块钱的生活费,在他也许不够用,这也许使他对于特工的情绪低落。听说特务要有特殊的报告才有特赏。这在我,他也不易得。说我要暴动,这也许可算是很特殊的罢,但已被高高在上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氏抢先报去了,不但报一次,他自己否认之后,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报去了,那里轮得到他呢?

  在政治“曲线”加速往下降的情况下,“三擦”的不幸现象也加速增剧起来。关于“三擦”中的军事摩擦和人事摩擦,上面都已大略地谈过,现在想再略谈“三擦”中的文化摩擦。

  所谓文化,尽管在各专家有或详或略的定义,但就具体的表现而论,主要的是在言论出版及教育各部门。言论有的是口头的,如演讲,谈话,座谈,及讨论会之类;有的是写出来的,如报纸杂志上的言论等等。出版则属于日报,期刊,杂志,以及书籍。教育则大概就狭义说,指学校教育,在学校中教师所教授,青年学生所研究的都是。这只是就事实上大概提出来谈谈,这几方面当然并没有严格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一个学校请校外的人来校演讲,这是演讲,同时也是教育,因为它含有教育的意义。就广义说,言论出版也含有教育的效用。学校中除讲授外,也有课内外读物及学校的印刷品出版物等等。总之,一般地说来,所谓文化摩擦,最具体的表现,主要的是在言论界(尤其是日报及期刊上的言论),出版界,及教育界。

  我在上面曾经说过,“三擦”往往有互相的关系。前方的军事摩擦,虽是限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可能发展其影响于大后方的人事摩擦,并不限于国共两党,而是侵入于比较有力量的其他抗日各党派。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曾经谈及国共以外的青年党及救国会的故事。讲到文化摩擦,也有相类的情形,最显著的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当局对于文化摩擦的变本加厉。该事发生后,国共两党的机关报处于对立的地位很是显然的,一方面是《新华日报》,一方面是《中央日报》及《扫荡报》。(《中央日报》算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扫荡报》算是军委会政治部的机关报。)一方面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要把事实真相及真是非表白于世,以求公判;一方面凭藉执政党的便利,运用审查机关及军警宪兵作压迫工具。最有趣的是警察宪兵在大街上乱打乱捕售卖《新华日报》的无辜小贩。后来自己也觉得在战时首都,国际观瞻所系,究竟不大方便,特妙想天开,雇佣小流氓乃至小乞丐无缘无故随处打这样无辜小贩的耳光,受侮反抗大概是人类天理,当然引起吵闹,于是警察或宪兵出来装做弹压,把他们一同捉到官里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报纸全部没收!这样既可不致有碍瞻观(?),又可达到目的。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很难久在隐瞒之中,不但你遇着中国的新闻记者,他们可以幽默而沈痛地告诉你一切,即偶尔住在国际宣传处的Press House(也许可译为“记者之家”)外国访员,他们也会笑眯眯地低声告诉你实际是什么一回事。

  天下事最难的也许莫过于压抑正确的消息或言论。事有凑巧,拥护中国抗战的中国国民,固然都怕内战又要发生,以致妨碍团结御侮,住在Press House的外国驻华访员(尤其是英美,苏联记者有自己住所,德国除外)为着他们本国的利益,也希望中国能团结抗住日本,所以对此类消息,十分注意,忙于探听。《新华日报》于克服种种困难之后,把周恩来先生签名盖章负责写出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向江南为国殉难者致哀”几个大字刻出登载之后,外国记者分子要译发电报,仍被封锁,刚巧他们里面有人赴港,偷带赴港发电,引起外国的公正友人及侨胞的急电飞来,希望中国仍能化险为夷,为国家得到最后胜利。听说侨胞各团体来电总在千封以上,这使当局不得不稍稍有所顾忌,才能使事态不致再形扩大,侨胞对于祖国的关怀和急难时的贡献,实在值得我们钦敬。

  但是这一部分(关于国共两党)的文化摩擦却不因此就算停止,《新华日报》排字工人有几十位被特老(特务老爷的简称,这名词不敢说有创造精神,似尚顺口!)绑去,至于邮政的暗中抵制,宪兵的暗中捣乱,亦不可胜说,我在这里只是因为这一部分的文化摩擦是政治“曲线”下降后“三擦”中的一部分现象,所以连带谈到,真是略之又略,其详有待于将来的中国史家。其实由前方的军事摩擦而殃及后方的文化摩擦,可说是整个的,并不限于国共两党而已,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中间层的日报言论有过二三星期的最困难最紧张的时期,便是一例。

  皖南事变发生后,政府郑重提出军令政令之必须服从。国民党的机关报要做的事很简单,大骂一顿之后,将“汉奸”的帽子强行戴在对方的头上。中间层的日报也有好几家,他们的“脑壳”却不能这样简单,而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环境中,又觉难说老实话,于是大家在这样重要事件发生之后,索性有好几天在社论里一字不提!但是他们终难躲过难关,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负责人着了慌,把各报馆的主笔先生分别请来详加劝导,指示他们这篇文章应该这样这样做,那样那样说,大有以国文教师自任之概!有的主笔先生回馆之后,勉强胡诌一篇敷衍敷衍,但是第二天又被请去,指出他说得不够,甚至和宣传部负责人原来的指示不符,希望他再来一下!有的主笔先生只好哭丧着脸再勉强来它一下,有的倔强些的,老实置之不理,结果受到严重的警告。有的主笔再挨过几天,被电话催得没有办法,情急智生,特来一篇不痛不痒的短评,登在报的末端,这当然大动了指示者的肝火,叫去大骂一顿,说叫你做长篇社论,指示得那样详细,你却做了一篇三言两语登在使人寻不着的尾巴上!再不识抬举,那只有请他关门大吉!有一家报请老成持重的黄任之先生写一篇,黄先生很费苦心写了一篇顾全大局而又给国民党十足面子的大著,可是他文章里说的几句公道话却被检查员删得一干二净。

  总之,那二三星期的重庆新闻界可谓在风雨飘摇之中,偶然遇到新闻界的朋友,他们总是摇头叹息,把这件“新闻背后的新闻”做谈资。

  我对于皖南事件并不否认在表面上看来,其中含有军令政令的因素,因为新四军是归军委会指挥,在国民政府抗战国策下作战,由军委会发出的命令是军令,由国民政府发出的命令是政令,这是常识,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却不能否认其为党派斗争的问题,因为在事实上新四军是承袭有中共的传统,军委会及国民政府也在事实上是由执政的国民党一党所主持的。我们要解决问题,必须面对事实,不能以军令政令几个表面上的名词抹煞问题的真实内容,而不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政治,巩固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我有一篇文章很婉转地表达我的这种态度,我自信是很持平的,原拟登在《全民抗战》周刊上面,但是全文被审查会扣留,在那期周刊上的社论地位留下一个大空白——开个大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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