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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第二批的老同事


  我曾经说过,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四年间,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一个时期,到民国十八年《生活》周刊由单张改成单本的时候起,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二个时期的开始,因为从那时起,《生活》周刊的销数突增至每期十二万份以上,一切都随着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民国十九年附设了一个“书报代办部”,严长衍同事就是专被请来主持这件事的,因为这方面业务逐渐扩大,人手太不够了,伯昕先生早就常常说起非添一个同事不可,他在跑广告及在外面与同业接洽业务的时候,就时常留意相当的人材,不久便把严长衍请来了,他对于书业是富有经验的,我们得到这样一位同事襄助,真是欢天喜地。到了民国二十年,寒松同事也来参加我们的事业了。现在大家喜称他为“老艾”,“老艾”和我们的事业发生关系的缘起,追想起来也是怪有趣的。他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读者,他在复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以读者的姿态写一封长信给我:讨论当时所感到的关于青年和国事的问题。我看了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赶紧复一封信寄到复旦大学去请他面谈,可是被邮局退回,说并无此人。他在那封信里怪作剧,署的不是真名却是何某某(后两字我记不起来了),我当时以为真名,遇着复旦大学来的朋友就探问何某某,都说不知道。我虽常常想起他,但以为他已不在人间!我后来把他的那封信略加删改之后,并略加附语,登在《生活》周刊上。据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在马路上和几位朋友正在大兜圈子,偶在报摊上看到,知道我要看他,便飞跑地来看我。看后情形如何,留在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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