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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大家笑了一阵,笑得有点心不定。她为了证明这句话,又讲了些儿子媳妇的秘密,博得不少笑声。“这话我怎么知道的?我也管不到他们床上。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男人家嘴敞,到了一起,甚么都当笑话讲,他们真不管了。想想从前老太太那时候,我们回到房里去吃饭,回来头发稍微毛了点都要骂,当你们夫妻俩吃了饭睡中觉。‘甚么都肯,只顾讨男人的喜欢,’这话不光是婆婆讲,大家都常这样批评人。男人不喜欢,又是你不对。那时候我们都说冤枉死了,其实也是,只顾讨他喜欢,叫他看不起,喜欢也不长久。这是从前,现在是……真是我们听都没听见过。还说‘我们这样的人家’!”

  这话辗转传到玉熹少奶奶耳朵里,她晚上跟他又哭又闹,不肯让他近身。两人老是吵,有时候还打架。银娣更得了意,更到处去说。人家也讲他们,但是只限于夫妻间与年纪相仿的人们。两个女太太把头凑在一起,似乎在低声讲某人病情严重。忽然有一个鼻子里爆出一声厌烦的笑声,重又俯身向前去咬耳朵,面有难色,彷佛吃不惯耳朵。

  “他们家就喜欢讲这些。”另一个抱怨着。

  玉熹少奶奶病了。银娣先说是装病。拖得日子久了,找了个医生来看,说是气虚血亏,也就是痨病。银娣连忙给玉熹分房,搬到楼下去。

  “照这样我甚么时候才抱孙子?小痨病鬼可不要。你也要个人在身边,不能白天晚上往外跑,自己身子也要紧。我把冬梅给你,她也大了。”

  他从来没考虑过他母亲这丫头,不但长得平常,他从小看惯了她是个拖鼻涕小丫头。最近还闹过,开饭的时候他看见她端着一碗汤进来。

  “冬梅的指甲又泡在汤里,脏死了。叫她别这么拿着,又把大拇指掐在碗里。”

  银娣这时候忽然发现她有些好处。“说她呆,还是厚道点好,有福气。她皮肤白,一白遮三丑,打扮起来又是个人。五短身材有福气的,屁股大,又方,是宜男相。不过是借她肚子生个儿子,家里这一向太晦气,要冲一冲。丫头收房其实不算,也不叫姨奶奶,就叫冬姑娘。我们还是叫她冬梅。”暗示这不妨碍他正式纳妾,等到手边方便点的时候。

  现在根本谈不到,还是年年打仗,现在是在江西打共产党。鸦片烟一天比一天贵,那黝暗的大糕饼近于臼型,上面贴着张黄色薄纸,纸上打着戳子,还是前清公文的方体字,古色古香。那一大块黑土不知道是甚么好地方掘来的,刚拆开麻包的时候香气最浓。小风炉开锅熬着,搁在楼梯口,便于看守。那焦香贯穿全屋好几个钟头,整个楼面都神秘地热闹起来,像请了个道人住在家里炼丹药。大家谁也不提起那气味,可是连佣人走出走进都带着点笑意。

  她每天躺在他对过,大家眼睛盯着烟灯,她有时候看着他烟枪架在灯罩上,光看着那紫泥烟斗喙尖上的一个小洞,是一只水汪汪的黑鼻孔,一颗黑珠子呼出呼进,蒙蒙的薄膜。是人家说的,多少钞票在这只小洞眼里烧掉。它呼嗤呼嗤吸着鼻涕,孜——孜——隔些时嗅一下,可以看得人讨厌起来,的确是个累赘,但是无论怎么贵,还是在她自己手里,有把握些,不像出去玩是个无底洞。靠它保全了家庭。他们有他们的气氛,满房间蓝色的烟雾。这是家,他在堂子里是出去交际。

  她知道他有了冬梅会安顿下来的。吃烟的人喜欢甚么都在手边,香烟罐里垫着报纸,偎在枕边代替痰盂,省得欠起身来吐痰。第一要方便省事,他连他少奶奶长得那样都不介意。

  冬梅烫了飞机头,穿着大红缎子滚边的花绸旗袍,向太太和少爷磕头,又去给少奶奶磕头。但是睡在床上被人向她磕头是不吉利的,生着病尤其应当忌讳。银娣自己不在场,预先嘱咐过女佣们,还没拜下去就给拉住了。

  “就说‘给少奶奶磕头。’说也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给冬梅又提高了身分。本来已经把前面房间腾出来给她,拣最好的佣人伺候她,叫她管家,夸得她一枝花似的。玉熹少奶奶躺在一间后房里,要甚么没有甚么,医生也不来了,她娘家听见了,从无为州叫人来看了她一次。银娣后来坐在房门口叫骂了三个钟头:

  “我们这儿苦日子过不惯,就不要嫁到我们家来。倒像请了个祖宗来了。要回去尽管去,去了别再来了,谢天谢地。我晓得是嫌冬梅,自己骑着茅坑不屙屎,不要男人,闹着要分床、分房。人家娶媳妇干甚么的,不为传宗接代?我倒要问问我们亲家。他们要找我们说话,正好,我们也要找媒人说话。拿张相片骗人,搞了个痨病鬼来,算我们晦气。几时冬梅有了,要是个儿子,等痨病鬼一断了气马上给她扶正。”

  她养成了习惯,动不动就搬张板凳骑着门坐着,冲着后房骂一下午。冬梅的第三个孩子生下来,少奶奶才死。扶正的话也不提了。

  【十五】

  她有时候对玉熹说,“叫人家笑话我们,连个媳妇都娶不起?还是我恶名出去了,人家不肯给?”

  “我不要,”他说。

  “他也是受够了,实在怕了,”她替他向别人解释,“他不肯嚜,只好再说了。”

  只要虚位以待,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随时可以扬言托人作媒,不怕掐不住她。她现在还不敢,不过又大着肚子挺胸凸肚走出走进,那副神气看着很不顺眼,她又不傻,当然也知道孩子越多,娶填房越难。差不多的人家,听见说房里有人已经不愿意,何况有一大窝孩子,将来家私分下来有限,图他们甚么?

  孩子多了,银娣嫌吵,让他们搬到楼下去又便宜了他们,自成一家。一天到晚在跟前,有时候又眉来眼去的,叫人看不惯。玉熹其实不大理她,不过日子久了,总像他们是夫妻俩。

  他还算有出息的。虽然不爱说话,很够机灵,有两次做押款,因为田上收不到租,就是他接洽的。找了人来在楼下,她没下去,东西让他经手,他这一点还靠得住,因为他要她相信他。东西到了他自己手里能保留多久,那就不知道了。她只希望他到了那时候懂事些。

  她最大的满足还是亲戚们。前两年大爷出了事,拖到现在还没了,隔些时又在报上登一段,自从有了国民政府还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亲戚们本来提起大爷已经够尴尬的,这时候更不知道说甚么好。据说是同事害他,咬他贪污盗窃公款,甚么都推在他头上。他被免职拘捕,托病进了医院,总算没进监牢。被她在旁边看着,实在是报应,当初分家的时候那么狠心,恨不得一个人独占,出去搂钱可没有这么容易。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吃这颗禁果,落到这样下场。向来都说姚家子孙只有他是个人才,他会不知道那句老话,“朝中无人莫做官。”

  官司拖了几年,背了无数的债。大奶奶去求九老太爷夫妇,也只安慰了几句,分文无着。结果判下来还是着令归还一部份公款。他本来肝肾有病,恢复自由以后,出院不久又入院,就死在医院里。大奶奶搬到北京去住,北边生活比较便宜。那边还有好些亲戚,对他们倒还是一样,北边始终又是个局面。他们来了还有一番热闹。大家都说北京天气好,干爽,风土人情又好,又客气又厚道。

  “北边好。”银娣对她儿子说,“说是北边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日本人来了是没办法,不犯着迎头赶上去,给人讲着又不是好话。”

  这两年好几家都搬走了。生活程度太高,尤其是鸦片烟。在上海越搬越小,下不了这面子,搬到内地去仍旧可以排场相当大。有时索性搬到田上去住,做起乡绅来,格外威风。明知乡下不平定,吃烟的人更担惊受怕。

  “祖上替他们在上海买房子,总算想得周到,”银娣对她儿子说,“到他们手里搞光了,这时候住到土匪窝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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