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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1)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鳝,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电车里的人相当镇静。他们有座位可坐,虽然设备简陋一点,和多数乘客的家里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略胜一筹。街上渐渐的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窸窣。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的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

  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

  还有一个较有勇气的山东乞丐,毅然打破了这静默。他的嗓子浑圆嘹亮:“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音乐性的节奏传染上了开电车的。开电车的也是山东人。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抱着胳膊,向车门上一靠,跟着唱了起来:“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

  电车里,一部分的乘客下去了。剩下的一羣中,零零落落也有人说句把话。靠近门口的几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继续谈讲下去。一个人撒喇一声抖开了扇子,下了结论道:“总而言之,他别的毛病没有,就吃亏在不会做人。”另一个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说他不会做人,他把上头敷衍得挺好的呢!”

  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中年夫妇把手吊在皮圈上,双双站在电车的正中,她突然叫道:“当心别把裤子弄脏了!”他吃了一惊,抬起他的手,手里拎着一包熏鱼。他小心翼翼使那油汪汪的纸口袋与他的西装裤子维持二寸远的距离。他太太兀自絮叨道:“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

  坐在角落里的吕宗桢,华茂银行的会计师,看见了那熏鱼,就联想到他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女人就是这样!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象话!然而无论如何,假使这封锁延长下去,耽误了他的晚饭,至少这包子可以派用场。

  他看了看手表,才四点半。该是心理作用罢?他已经觉得饿了。他轻轻揭开报纸的一角,向里面张了一张。一个个雪白的,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一部分的报纸黏住了包子,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包子上印了铅字,字都是反的,像镜子里映出来的,然而他有这耐心,低下头去逐个认了出来:“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儿,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子上,就带点开玩笑性质。也许因为“吃”是太严重的一件事了,相形之下,其它的一切都成了笑话。吕宗桢看着也觉得不顺眼,可是他并没有笑,他是一个老实人。他从包子上的文章看到报上的文章,把半页旧报纸读完了,若是翻过来看,包子就得跌出来,只得罢了。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只有吕宗桢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子,手心里骨碌碌骨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

  他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打着皱,整个的头像一个核桃。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

  老头子右首坐着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彷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

  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了业后,翠远就在母校服务,担任英文助教。她现在打算利用封锁的时间改改卷子。翻开了第一篇,是一个男生做的,大声疾呼抨击都市的罪恶,充满了正义感的愤怒,用不很合文法的,吃吃艾艾的句子,骂着“红嘴唇的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翠远略略沉吟了一会,就找出红铅笔来批了一个“A”字。若在平时,批了也就批了,可是今天她有太多的考虑的时间,她不由的要质问自己,为什么她给了他这么好的分数。不问倒也罢了,一问,她竟涨红了脸。她突然明白了:因为这学生是胆敢这么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唯一的一个男子。

  他拿她当做一个见多识广的人看待;他拿她当做一个男人、一个心腹。他看得起她。翠远在学校里老是觉得谁都看不起她──从校长起,教授、学生、校役……学生们尤其愤慨得厉害:“申大越来越糟了!一天不如一天!用中国人教英文,照说,已经是不应当,何况是没有出过洋的中国人!”翠远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

  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

  翠远搁下了那本卷子,双手捧着脸。太阳滚热的晒在她背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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