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59)_清秋子

五九

　　她的这番评点，对王祯和触动不小，以后他再也不敢随便新潮、前卫了。

　　对于台湾新生代的其他作家，因张爱玲看得不多，所以基本没有评价。王祯和曾遵白先勇之嘱，带了一套《现代文学》到花莲，送给张爱玲。张爱玲说自己行李多，就不带回美国去了。她在旅行沿途把杂志读完，还给了王祯和，但评语还是没有。

　　张爱玲与王祯和还泛泛地谈了些中外文艺问题。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作家，她从丁玲谈起，点评了一些，其中包括留在大陆的作家。张爱玲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Formula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

　　王祯和对张爱玲的小说推崇之至，认为《金锁记》是经典，是Universal全球性的。；认为《倾城之恋》是写到了极致的作品，电影完全没有办法表现。

　　《五四遗事》中有一段关于西湖水的描写：

　　船夫与他的小女儿倚在桨上一动也不动，由着船只自己漂流。偶尔听见那湖水卟地一响，仿佛嘴里含着一块糖。

　　王祯和对这段描写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形容词用得妙透了”。

　　在交谈中，张爱玲表现出对胡适尤为敬佩，评价很高，说现代中国与胡适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

　　她也说起了自己此去香港的目的，是要为电懋公司写《红楼梦》剧本。这剧本该怎么写，张爱玲很有点为难：“他们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戏——他们电影界喜欢少男少女的戏。”

　　王祯和注意到，她谈的话题虽然宽泛，但只要一涉及到她自己的写作，就总是轻描淡写，不肯多说。

　　——经历过了人世间的淬火，张爱玲已不在乎舆论的冷或热了，她不想做神坛上的神。

　　张爱玲的亲和与自然，给了年轻的王祯和以极深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勺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二十五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在离开花莲到台东之前，张爱玲执意要给王祯和的舅舅买礼物，问王祯和买什么好。

　　王祯和说：“我舅舅不缺什么东西。”

　　张爱玲又来了幽默感，说：“A man who has everything意即：一个全能的人。，是很难买礼物的。”

　　两人便一起上街去看，进了一个书店。开始张爱玲用国语和老板说话，讲着讲着就变成用上海话了，讲了很久，后来买了一支钢笔送给王祯和的舅舅。

　　花莲之行，在张爱玲，是奇异的感受；而在王祯和，更如梦寐一般。

　　此行张爱玲是低调而来。直到临走时，才有一晚报记者抓到了线索，在报上发了一条短消息，里面只有张爱玲的一句话：“来台湾是拜访亲戚。”

　　后来，水晶笑王祯和：“那名‘亲戚’就是你。”

　　王祯和自称，一生有三件事受到张爱玲“强烈的影响”。这三件事，其实都是微末小事。

　　第一件，是说国语要标准。张爱玲对他说：“你们福建人f音与h音好像分不清。”王祯和自此遇到这两个声母发音时，都要加倍小心。

　　第二件，是王祯和以前把“噱头”说成是“剧头”。张爱玲委婉地提醒他：“噱头，上海人是念‘xué 头’。”王祯和此后，凡是对不知发音的字，都要先查了字典再说。

　　第三件，是他们在看山地人喝酒时，王祯和说了一句：“他们表情很忧郁。”张爱玲没听懂，王祯和就改用英文说Sad。张爱玲笑笑说：“你讲话很文艺腔。”自此，王祯和讲话，就务求去掉这类文艺腔。

　　这三件小事，看得出张爱玲的率真无羁，也看得出张爱玲在王祯和心目中的分量。

　　后来，张爱玲到了香港之后有信来，里面提到，在香港住的地方，能听到有鸡鸣。水晶把信抢过去看，看完说：“张爱玲撒谎，香港怎么可能有鸡？”

　　香港当然有鸡。水晶之意，是说繁华的都市中心如何能养鸡？他曾在香港住过，所以说得振振有词。

　　王祯和不服，就拼命找理由为张爱玲辩护。

　　张爱玲从香港回到美国，为《记者》（The Reporter）杂志写了一篇访台观感，题为“Back to the Frontier”《回到边疆》，亦可译为《回到前线》。她把杂志寄了一份给王祯和。水晶看了，对题目大有意见，说：“怎么能说到台湾是‘回到边疆’呢？”

　　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有臭虫。水晶又大不满，说：“怎么可以说台湾有臭虫？哪里里有臭虫？”

　　本来王祯和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好，经水晶一激，便也“觉得要跟张爱玲抗议一下”。恰好居住在香港的作家徐訏在报纸上发了一篇骂张的文章，王祯和就把剪报寄给张爱玲看，顺便抗议了一下“臭虫事件”。

　　张爱玲在回信中，并无正面答复，只是淡淡地幽了一默：“臭虫可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来的。”

　　所谓“臭虫”，有或没有，无关紧要，关键是她的“撤退台湾”一说，显是在暗讽台湾国民党当局。她对国民党的不满或不屑，有一个近因，就是采访“少帅”的申请，被台湾当局拒绝了。

　　此后，张、王之间一直有通信，他们间淳朴的友谊也绵延日久。

　　一次，王祯和在电影杂志上看到有女演员作山地姑娘打扮的，想起与爱玲去看山地舞的情形，便把图片剪下来，寄给爱玲作留念。

　　王祯和大学毕业后按规定服兵役，在驻地第一次见到相思树、相思豆，觉得惊喜，也写信去告诉张爱玲。他在台湾看到张爱玲编剧的电影，认为导演没能领会妙处，拍得不好，就写信给张爱玲替她打抱不平，张爱玲仅是一笑置之。

　　王祯和服完兵役后，在莲花县中学做过两年的英语教员，又先后在台南亚洲航空公司、台北国泰航空公司工作。那时他可以免费飞美国，于是写信给张爱玲，说要去波士顿看她。张爱玲回信道，很欢迎，但她家比较小，不能安排他住，只能住旅馆。

　　那是王祯和第一次出国，到了纽约准备坐长途车，偏偏迷了路，拿着地图怎么也找不到“灰狗”巴士站，打电话也打不通，待了一个多星期，只好怏怏不乐地回了台北。张爱玲后来复他的信说：等了他一天不见踪影，到第二天，头痛了一天。

　　数年后，王祯和去美国爱荷华国际工作室做访问研究，此时张爱玲已在洛杉矶。王祯和写信去，说想见一面，但张爱玲拒见。她复信说：“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王祯和由此更是后悔——在波士顿那次不该失之交臂。但他尊重张爱玲的意愿，把从花莲带来做礼物的大理石，托了别的朋友转交。

　　张爱玲为何要拒见？

　　王祯和对此完全领会，他说：“后来没见面是对的，让我记忆中她永远是青春的一面。”

　　——1961年的花莲，无论是艳阳还是蓝海，在他们的记忆中都早已定格。

　　记忆美好，就不要再去破坏它了。

　　1967年，王祯和因发表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而一举成名；1969年，正式进了台湾电视公司任职。

　　送别张爱玲25年后的1987年，王祯和在“台视”的录像室做关于张爱玲的访谈，面对采访人，他仍情不自禁：“这些事情想起来，真温暖。”

　　抚今追昔，他伤感而又满足，接受采访的最后一句话是：“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她的每一件事、每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回忆到此戛然而止。惟能见到他脸上有一种笑意，单纯而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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