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日记一个悲惨的印象_谢冰莹

一个悲惨的印象

　　已经是十一点零五分了，汽车还没有来，李主任拿着一根手杖，很失望地从外面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回来。

　　“唉！人家的汽车呜呜地叫个不停，我们的呢？”

　　大家都呆呆地望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笑容，实在，大家都太疲倦了。庆龄和咏芬，已经倒在草堆里呼呼地睡着了，坐在凳子上的，也都低下头来在那里打瞌睡。

　　“我们走路去吧？”

　　芝英问李主任。

　　“不能，还是等车吧。”

　　沉默又占据了小小的房间。

　　我们奉命在今天晚上须开到××去驻防，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就把行李捆好了，吃了晚饭就出发，到达兵站时，还只有六点，现在已经整整地候了五个多钟头，生来性急的我，几乎要暴跳起来了。

　　半弯明月，像水晶似的徘徊在蔚蓝的云里，我独个儿跑去田野间散步，一种凄清寂寞的感觉袭上心头，夜是太静了，月是太美了，要是没有敌机的轰炸，没有大炮的响声，该有多少诗意，从我的脑海里涌出来；然而此刻我委实太难受了，为了候车，为了记挂着那个不知是否已经断气了的伤兵。

　　月又被乌云遮住了，一阵凄厉的冷风吹过，我几乎站立不住，颤抖地向后面倒退了一步。谁从屋子里匆匆地跑出来，一阵犬吠声随在他的后面，我忽然又忆起方才那位瘦个子同志说的话来。

　　“没有人埋，真太惨了，一个老百姓只剩两条腿，一个只剩半边头；最奇怪的，是那个炸开了肚皮的，肠子都统统流出来了，但人还是靠树干坐着。唉，唉！三四天了，还没有人埋，真太惨了。”

　　我很想和佩兰去看个究竟，想法埋了他；然而为了被炸的地方，距这儿有相当的远，何况又在候车，不能离开。

　　又是一阵冷风，吹得枯萎了的棉花树，瑟索地作响，不知是否我的视线出了毛病，好像在那颗大树下面，真的坐着那个被炸破了肚子的人，树枝上挂着那两条腿，还有半边头呢！

　　不知是受不住寒风的袭击，还是心里感到恐惧，我终于回到那间充满了焦灼和沉闷空气底屋里来了。

　　更静了，她们都没有半点声音。

　　“李主任，那个伤兵死了吗？”

　　我带着疲倦的声调问他。

　　“死了，是刚才死的。”

　　“没有人埋他？”

　　“不，已经埋了。”

　　我想质问他，既然是方才死的，为什么说已经埋了呢？然而这话我并没有说出。

　　那是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我在竹林里和陈女士谈话，两个担架兵抬来一个由喉间里发出Kohohoho声音的伤兵，另一位走在担架床后面的看护兵说：“他被机关枪打破了脑袋，活不得多少时候了。”

　　听到受伤者那种从喉间里哽住了湿痰似的声音，我也断定他的生命快告结束了。

　　匆忙地，我们和看护长同去看方才抬来的那个伤兵，穿过了好几间屋子，才在草堆里发现他那具硬挺挺的身躯。

　　头上虽然裹着绷布，但已经被血液染成暗紫色了，白里透红的脑浆，流在他的右眼角上，呼吸声更来得急促了；有时右手还能移动一下，拚命地在胸部抓什么，好像要一手把心肝挖出来似的那么难受，所有围着他看的医官、看护兵和我们，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我蹲下去摸摸他的脉搏，跳得特别厉害，唉！快完了！英勇的战士，快要壮烈地牺牲了！

　　“没有希望了！”

　　我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当然，不能救了！”

　　李医官响应我的话。

　　“为了早点解除他的痛苦，你用麻醉药把他……”

　　我居然说出这样残忍的话，对方听了不住地点头；但他仍然站在那里并没有去拿药。

　　老天呵！太令我伤心了，他这时的惨状，完全和我的母亲临终时一模一样，喉间里响着同一的声音，身子直挺挺地躺着丝毫也不能动弹，脉搏忽而跳得很快，忽而微弱得摸不着，唉！这是他生命最后的一剎那了！他是被残暴的日本强盗，用机关枪打破脑袋的，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也许正在期待着他寄钱回去养家，或者希望他打胜了日本，好回去大家团圆，谁料到他是这样苦痛地死了呢？

　　他的腰间系着两块万年红布，上面写着他和十二个结拜弟兄，以及他们父母的名姓，他是××师××团×营×连的班长，名字叫诗书易，据和他同连的弟兄们说：他这次是第二次受伤，前次伤了左腿，刚好了不久又加入火线。他是个极勇敢，为人坦白直爽的战士，现在是完了，他是尽了他用血肉保卫祖国的责任；可是这些正在作战的勇士们底肩上，又加重一层负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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