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我是怎样写作的？

我是怎样写作的？(1)

　　不应该发的牢骚

　　说来惭愧，如果从我出版“从军日记”那本小册子开始算起，到今年我已整整地写了二十六年的文章，可是有没有什么成绩？没有！徒然在我的行李中增加了一些重量；为了这三十本小册子，使我带来带去，有些连封面也掉了，里面的字迹也不见了，也有缺了页数的，我仍然舍不得抛弃它，老觉得它等于是我亲生的孩子，是用我的心血哺育出来的，它长得不好看；或者营养不足，发育不完全，这只怪我的力量不够，照顾不周到，我不能讨厌它，因为它是我底心血的结晶。

　　这种心理，我相信凡是写文章的人，想必都有此同感，所谓“敝帚自珍”，就是这个意思。

　　提到我的写作生活，真是感慨万千，好像一部廿五史，不知从何说起。原来，对于文艺，我只是爱好而已，从来没有野心想要踏进文坛，更不敢希望有成为“作家”的一天。还记得我生平第一篇作品——“剎那的印象”发表时，是用的“闲事”做笔名，后来有位哥哥的朋友在武昌高师（那时还没有改武大）办了一个文艺周刊，他来信索稿，我寄了一篇去，用的笔名是“微波”，等到发表时，竟改了“冰莹”二字。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明改“冰莹”二字的理由。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冰心的作品，根本不知世间有冰心其人，后来有人问我是否因为前有冰心，后取冰莹，实在绝无此事，我应该郑重声明的。

　　我的名字，本来是鸣冈，因为投考中央军校时，为了当代表反对复试而遭开除，只好改了冰莹又去报名，参加第二次考试，从此就用这名字发表“从军日记”，一来纪念这位朋友；二来名字多了也不大好，尽管后来被我用过的笔名有二十几个之多，而用得最多的还是这两个字。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写作生活来，我一定会对他发一大篇牢骚。命运对我是残酷的，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尝到人生的痛苦滋味；一直到老，整天脱离不开“穷”，“忙”，“病”，“苦”。我从来没有好好地写过一部稿子，也从来没有好的环境给我写作，每次发表文章或者出版一部书，都是在两种情形之下逼出来的：一是朋友逼稿，限期缴卷；二是我穷的不得了，非写稿换米不可！尤其自从抗战开始到现在这十七年中，我的生活是空前的忙，空前的苦；在这段艰辛的日子里，我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始终没有好好地休息过一天。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已经势难兼顾；何况我还要身兼下女，一日三餐，已经够我麻烦了，加上还要编讲义，改那么多的作文卷子；更何况还要替一些不相识的青年朋友改作文，回信，解答问题呢？

　　第一部引起我对于文学发生兴趣的作品

　　从我五六岁有记忆的时候开始，脑海里便深深地印着父亲吟诗的印象，有时他教二哥和三哥念诗；有时摇头摆脑自己在做诗，我不懂他哼些什么，只觉得那样子非常有趣，用一句现成话来说：“富有诗意。”父亲见我呆呆地站在旁边，他就开始翻出“随园女弟子诗集”和“唐诗三百首”来教给我念，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首诗念过两三遍就能背诵，但我并不了解其中的意思。

　　大约是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在楼上的书架上看到了一本“水浒传”，前面几页已经不见了，线也断了，首先是一些人像吸引了我，随手一翻，就看见武松打虎，觉得非常有趣；从此这部书好像有一种什么魔力把我的心整个地占有了，我看完一段，就喜欢把里面的故事讲给小朋友听，慢慢地连大人老太太也都喜欢听我讲故事了，这是我与文学结缘的开始。

　　进高小的第一年，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我被这些爱国的故事所感动，对新文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不懂究竟那些作品的主旨表现什么？我只觉得我在读它的时候，心里感到一种形容不出的感动，难过；看完了还想看，一连看三四遍，不但不讨厌，而且还觉得越看越有心得呢。

　　进了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我看书的机会来了，同学们选举我做学术股干事兼图书管理员，我常常把新到的书藏起来，等自己先看完了再借给别的同学看。我像个贪得无餍的人，不管这本书好不好，抓到就看，直到民国十五年的春天，我陪着二哥在岳麓山养病的时候，他才指导我正式走上文学之路。

　　从此，我与文学结了不解之缘，为了它，我受过不知多少苦；可也得过不知多少快乐，不论在什么艰苦、困难、危险的环境里，我从来不埋怨它，不讨厌它，我把它当做是我的爱人，我的第二生命，我愿与它相依为命，一直到老死为止。

　　第一次受打击

　　在中学时代，我最喜欢的功课是国文，在五年中，换了三个国文老师：一位陈老师是地道的八股先生，他所选给我们读的都是骈体文。不管我们听了感不感觉兴趣，懂不懂每课的意义，他只是在讲台上闭起眼睛来念，把老腔调拉得像乡下女人哭丈夫似的又长又难听；他要我们都做文言，而且要做四六对句。于是有少数同学就拼命抄书，请别人代作，我虽然不喜欢八股文，也只好勉强作文言文缴卷；有时连上国文课我也偷看小说；上几何代数时，照例不听讲，等到月考来临就开夜车，借同学的练习抄一遍。那时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一天看十几万字是常事，明知在讲堂上看课外书是犯规的事，只因文艺的吸引力太大，使我无法控制。我自己是过来人，后来当了老师，看见学生在上课时看小说，我非但不检举他，反而原谅他。

　　第二个国文老师是周东园先生，他是提倡白话文最有力的一位，他改的文章又快又好；第三位教我们国文的是李青崖先生，他专门研究法国小说，尤其对于福罗贝尔和莫泊桑推崇备至。我高兴得几乎发狂，以为得到了一个好导师，从此可以好好走上文学之路了。我用尽心血，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小说——《初恋》，请他修改，他却把作文簿子往抽屉里一塞，至今没有还我。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改？他说：“在五百字以内的我改，长了恕不负责。”并且告诉我当初福罗贝尔教莫泊桑写小说，也是从短篇入手的，所以莫泊桑后来成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可怜我那时什么也不懂，文字还没有写通顺，怎么知道写短篇小说呢？那怕《初恋》写的再不好，他也应该看一遍，指示我自己如何修改才对呀；然而他竟连一个字也不看，未免太使我伤心了！

　　经过这一打击之后，我不但不灰心，反而再接再厉地更加努力写文章了。当处女作——《剎那的印象》在长沙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之后，我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想既然要发表给许多人看的，就不能拿作文来比；作文只给老师一个人看，而且有不妥的地方，老师会替我修改；一个编辑先生，他收到的稿子很多，一定先用那些成熟了的作品，绝没有时间来替我修改；同时我对于投稿的看法是试验性质，如果发表了，我觉得这是侥幸；不发表，我绝不气馁，更不埋怨那位编辑先生，不该把我的心血，丢进字纸篓里，一直到现在，我还保持这种态度。

　　前年冬天，一位同事的学生，要在凤山办一个什么刊物，要我写篇《女兵生活的回忆》给他，我真的写了，后来那人的刊物没有办成，连我的文章，也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位同学怕我难受，见了便说：“青年人没有责任心，实在太对不住你了！”我连声回答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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