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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之歌》序


  作序原是难事,而为别人的集子写序更感到无从下笔。因为文字好坏自知最深,一个忠于写作的人如果他不是专为了显名,谋利,他一定对于自己的作品常不满意。这倒不纯由于一己过分的谦虚,而是由于自我批评易趋严格,而且自照的明镜方能清切认识自己的面影,比起用什么什么方法作分析评论的批评家来,明白的多,也实在得多。

  所以序任何作品还是自道甘苦为佳,他人所见无论夸赞,挑剔,往往是“隔靴搔痒”。(自然有能真搔到痒处的,可惜世间的批评家不尽有那么巧妙的手指。)

  但为什么许多诗文集中有找作者的师友写序或题跋的?这种动机我们殊不可一概武断是专为揄扬,绍介,以增声华,(大多数的序跋不出此例)也有因对自己的写作缺乏自信力,希望相熟的友人评定,这是虚心,是不自满,是夸大的另一面。但只就这一方说已经给予作序者不少的苦难。这不是仅仅说几句“才质优美,造诣精深”的门面话可以了事的,作者所切望的也不在此。若真要抉择出文字的优长与瑕疵,需要一份公平的结算;不妄谀,不空言,使作者心服,读者也认为适当。请看古今来有多少诗文集的序言能如是云云?

  所以我于万不得已为人家的文字写序时,真觉出“绕室彷徨”无从下笔的滋味。

  答应为亚平的诗集写序已经三个月了,初时是事忙,中间又以大热为借口,但新秋到了,序还是得写。无论如何难于下笔总得说几句“私见”,这我只好埋怨作者不自道甘苦罢了。

  新诗歌在近几年来似乎渐渐走入一个更新的时期。自从用清散的口语作抒情达理的分行诗以来快二十年了,在这短短的诗流中有过几次壮阔的波澜。思想的发挥,形式的争论,有韵无韵的主张,所谓诗的什么派,什么派,在中国的新文坛上也不是毫无贡献。过于大吹大擂自作吹嘘自是无聊,如以为中国的新诗人一无成绩,谁能这样讲?诗歌在艺术中最难求好求工。诗是文学的最高峰,它不像小说,戏剧,散文。诗,无论如何,要有她的节奏与韵律,(有形的与无形的)在相当的韵律节奏中间嵌入作者的理想与对人物的感动,使人读后可观,可兴,不像小说,戏剧易有结构,人物的衬托。随意。诗既是艺术之一,艺术构成的几个根本条件当该具有,而诗的调谐比他种文艺又不一样。如小说,戏剧中的人物,事件,背景等,能够写得调谐便算很好了,诗则除此外尚有节奏与韵律的调谐。所谓“选色,侔声”不见得便是可訾议的事。因为便于读,便于歌唱,便于在节奏与韵律的调谐间引起情感上的激动与想象的活跃。然后对于诗中的思想才更能了解,更能深入。不然,只为说理明了,叙事得当,为什么在各种文学的体裁中有诗歌的存在?

  无论怎样说,诗歌而失其音乐性,失其所以是叫做诗的特点,那不是诗,尽可容纳在文学的其他部门之中。

  读诗非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境界,诗便失其特点。这种境界不可呆看,不专指快乐与怡悦。我的意思是说:如不能在字面音节与意想上能感人于不自觉,将原是诗人的悲,欢,忧,乐,如电流似的,传染病菌似的,立刻送到读者的全身,立刻在读者的精神上发生强烈的反应,那么诗之为诗也不过文字的排列游戏而已。

  似乎有人说,中国的新文艺以诗的成绩为最坏,真么?我不敢而且不忍这么肯定的说。诗之成就最难,在短短的二十年中究竟还有几位披荆斩棘,开辟新路的诗人,究竟还有几本可以读得过的新诗集。比量起来,何尝比小说,戏剧落后。至于又有人说,新诗运动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作法与规矩可寻,一般写诗者都是自己在摸索途径,因此认为新诗歌的建设没有其他种文学作品的成功,这真是无聊的泛论。如果我们也比照旧体诗,或摹仿西洋的诗也定出如四声,八韵,或商籁体等等的定则,那不等于旧小说准来一套“下回分解,闲言慢表”,旧戏剧曲的“楔子”,“结尾诗”么?诗歌的创造没有那些必要的人物,对话,安置,动作等的痕迹可寻——虽然长篇纪史诗也有的,但终不能与小说,戏剧等一样。变化自由,而同时因为无呆板的方式作骨架,分外难作。惟其空宕,所以难于把捉;惟其可以完全任想象驱追词句,所以更无迹象可寻。诗歌难有佳作,一句话,是缺少那些一定的陪衬物;不是缺少,太多了,选择配合上最不容易。她,抒情最真而难于表达;摅思最清而难于分析,这不是文字的难易,而在乎作者的情绪真伪与作者技巧的优劣。不在五花,八门,习为文字的游戏,而由于情绪与文字混凝,加以美妙的挑逗,方能见出诗人的性格。说好,山歌,樵唱,农夫,野女的真心实话,要有情感的萦绕,一样是自然的好诗。说不好,尽管用了大力,渲染,描画,“剑拔弩张”,或可有合于“纪录下作者的意念”,以言“诗”,似尚隔一尘?

  “一首诗之值得称为诗,只是它能提高灵魂又能激动他。”

  诗也是“美之律动的创造”。

  至于怎样去提高与激动,怎样方能有美的律动的创造,时代不同,需求自异,但在原则上这两句话确是诗歌构成的特点。

  固然旧瓶中或不宜装新酒,可是只看新烧的瓶子便断定其中准有酒也未免是过度的奢望。

  人类的感想随时代而变化,尤其是具有敏感的诗人。唐代诗家摹汉魏乐府,民穷地蹙的南宋一定要学学盛唐之音,那不过玩笑而已。自己本来无动于衷,以言感人自是诳语。哪能把随了时间空间而变动的喜,怒,哀,乐嵌进同一的模型。风习的更易,社会准则的变迁,因之影响于诗人的意识与他们的感觉。打一个明浅比喻:女子的病态美在从前总渲染于文人的笔端,现在既已成为过去,病态不再是女子美的标准,于是文人们的笔尖也不再来那套“蹙眉,捧心,纤腰,削肩”一类的赞美话了。乘坐一九三六年式的汽车穿行于东南山水佳处的公路上,都会的诗人又从何处体贴到茅店鸡声与灞桥风雪的况味?把诗人推为“先知”,是夸语,是妄诞,就使他们敏感点,也不会遗世独立,逃脱开现实与时代的氛围。环境,时代,人事的纠纷,再合上他那一份毗刚或毗柔……的性格,发为歌咏,这便是诗人自己的真实表现。性格固然重要,却不能认为性格可以超越时代与摔脱开人事的枷锁。

  了解诗的根本意义与怎样可以成为诗人,这最重要,又何论乎瓶之新旧,酒之清烈呢。

  因此我自信是一个新诗的乐观者。这些年来成绩并不像一般苛论者所说的那样薄弱,也用不到分头去制造新的铐镣,捉住已经解放开的自由灵魂。虽然难免有许多的“黄茅,白苇”,可也不乏冷艳的秋花,与嘹亮的飞鸿。总之,我们的新诗人虽作风不同,思想不同,但可以读得过的诗却是真诚的时代产品。我们这时代能说是单纯与统于一的时代吗?(单纯与统于一的时代果有,文化自然易于停滞。)一切如是,诗歌的表现也不在例外。尽管是多面的,而时代的姿态我们从这里也可看得清楚。

  又何必对新诗歌的前途感到失望呢?

  话说回来,这样作序诚然不合体裁,信手写去。不知要跑向何方。但既叙明了我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微感。然后方能为亚平的诗集说几句话。

  亚平努力写诗已有数年,近年也颇有人注意他的诗了。能对自己的所好用一份诚心,不矜,不躁地作去,总有他的成就。我向来对亚平写诗的态度与方法认为是郑重而且缜密。他每每将已发表过的诗抄成专册,再与熟人商酌,再加改削。或者他没有那些很快的烟士披里纯与一下笔多少行的敏捷,但我们都知道诗要自然,作于不得不作,止于不得不止,又何贵乎速,何贵乎多。

  他已出了一本集子,自感不满,这薄薄本的《海燕之歌》是他近一二年中删校改正的几十首。比照看来,在写诗的手法上是有进步了。对于时代精神的发扬却更清晰。字句中即有些稍稍笨重的地方,却不居心夸张,不油腔滑调,不过于装点,朴厚而有热诚,“诗如其人”。

  就这一点上看,在未来他必有更完美的诗歌出现。他不逃避现实也不强作无病的呻吟,勤勤恳恳去歌唱出人世的苦辛,尤多以北方的乡村生活作背景。渐渐能创造出美的律动,仍不失其激动灵魂的真感。

  这像一篇诗序吗?也许是“隔靴搔痒”,是在亚平与读者的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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