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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前记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幸。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写了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迭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抵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

  这部书初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正了一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 K. Mao)先生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致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许来伯(Sylvie 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个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四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 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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