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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周榕去了香港之后,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来初地”里面一条又脏又窄的小巷子参加时事讨论会。这里是公共汽车的卖票员何锦成的住家。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六十好几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小名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来也是香港的工人,罢工回来之后,在一间茶室里当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动的茶居工会派出许多武装去捣毁酒楼茶室工会,她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会,和那些化了装的侦缉、密探冲突起来,当场中枪身亡,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锦成谈了谈外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不久,沪、粤班船海员麦荣,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务工人黄群、章虾、洪伟都到了,大家就谈起来。

  讨论的题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国民党的逮捕、屠杀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广州工人怎样对待这种白色恐怖的问题上面。讨论会一下子转为控诉会。他们计算了一下,仅仅在西来初地这条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当中,从今年四月到现在的半个年头里,就叫国民党胡乱杀死了十七个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们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也有一些只不过跟那些侦缉、密探个人有点过不去,还有一些简直什么原因也没有。这十七个人算起来仅仅包括这附近一带的遭难者,顶多不过占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数远一点,就简直数不清,更不要说全广州,全广东,全中国了。大家越谈越激动,越谈越愤恨,都认为非来一次狂风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没有一场像前几天那样的台风,这广州全城是没有法子洗得干净的。何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动起来,他才称心。散会的时候,他向大家提议道:

  “都别忙走。请你们到我家母的房间里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着他走进他母亲的房间。房间很小,仅仅放下了两铺床,和一张小茶几。一铺床上睡着三个小孩子,一铺床上睡着四个小子,年纪都在两岁到五岁之间。茶几上那盏小煤油灯照着他们的脸,使大家刚刚看得见。何老太太在厨房里洗衣服,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何锦成给大家介绍道:

  “那边是一对姐、弟和一对兄妹,这里三个是三家人,我们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还有个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儿,娘、老子全没了!你们看,他们睡得多好,连一点危险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着他的手势往床上看,孩子们的确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险,连蚊子叮着也不管。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脸上又黄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为太旧而变黑了,并且发出霉臭的气味。蟑螂和盐蛇在他们身边爬行。两边床上都没有挂帐子,蚊虫在他们身上盘旋飞翔,嘤嘤地叫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全都甜蜜地、驯良地、甚至有点放肆地睡着了,睡得很熟了。麦荣走到床前,逐个孩子拿手去摸,又对周炳说这是谁家的,父母怎么死的;那是谁家的,父母又怎么死的。末了,说:“幸亏有个慈善心肠的何老太,不然的话,他们准是活不成的了!看敌人下多么毒的毒手!”章虾和黄群两个女的心肠软,对着这些无辜的孤儿,忍不住哽哽咽咽地哭起来。周炳想起自己的大哥和表姐,也在一旁陪着掉泪。

  从西来初地出来之后,古滔一个人朝东走,其余黄群、章虾、洪伟要回沙面,麦荣要回白蚬壳,周炳要回河南,都朝南走。在路上,周炳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要黄群托冼大妈交给胡杏,让胡杏转交给陈文婷。他在这封信里,再约陈文婷到长堤先旋公司门口见面。第二天,黄群起了个绝早,把那封信交到她表舅母的手里。冼大妈挑起一担箩筐,马上就过江,从黄沙一直走到三家巷,找着了何家的丫头胡杏。

  胡杏一见冼大妈,就诉起苦来道:“冼大妈,你看何家的人新样不新样?一个疯了的少爷,拿一把锁锁在一间空房子里不就行了?偏要我陪着他吃,陪着他坐,陪着他拉屎、拉尿,还得陪着他睡觉!那又是个糊涂人,浑不省一点人事,整天害怕人家把他当共产党抓去杀头,就一天到晚都把照片往肚子里吞,也不知道要吞掉多少照片!平常没事,就扯碎我的衣服,狠狠地打我,整天说我没把门关好,让侦缉跑了进去!一听见有人打门,就要我紧紧抱住他,说有人要来抓走他!唉,看样子我是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定是活不成的了!”诉完苦就哭。

  冼大妈听得心里十分难过,只得拿些好话安慰她道:“阿杏,年纪轻轻的,怎么想到那上头去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耐心熬着,难道就没个出头之日!”随后就掏出信来,说周炳要她给转信。冼大妈走后,胡杏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一跳、跳起来,就到隔壁陈家去找陈文婷。陈文婷现在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但是她对学校失去了兴趣,只是去一天、不去一天地,在学校挂了个名字。学校当局知道她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大家闺秀,又是局里一位科长的小姨子,只好装聋作哑,听其自由。

  当时她在楼下客厅里和胡杏见了面,把周炳的信拆开看了,随后又冷冰冰地问胡杏道:“我有几句话,想告诉你炳哥。你能够替我转告给他么?”胡杏看见她不像往日那样有说有笑,心中正在狐疑,听见她这样问,连忙回答道:“这可不成呀!我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呀!”陈文婷说:“不晓得就罢了。下回有人送信来,你该问问他的回信地址。”胡杏答应了,就走了。

  这是周炳第三次约她会面了。她为了去、还是不去的问题,整整想了一天,越想越烦恼,越想越拿不定主意。论理智,她是应该走一遭的;但是论感情,她实在提不起兴趣。她自己追问自己道:“为什么提不起兴趣?是叫白色恐怖吓坏了么?是对这万恶的社会屈服了么?是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了么?”问了之后,她又自己给自己证明: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但是到底为什么提不起兴趣?从前求之不得的约会,现在为什么索然无味?这她就说不上来了。

  到了晚上,李民天来找陈文婕,谈起周炳的为人来,陈文婷就拿了他的信给他们看,要他们替她出出主意。陈文婕带点好奇心说:“既然这个美貌青年有了医治咱们这个不幸的社会的秘方,又不能跟我和二姐谈,只能跟你一个人谈的,依我想,竟不妨去看一看。”那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说:“算了吧!目前时局这么动荡不安,犯不着去冒这样的危险,阿婷,你自己也该拿定主意。如果横竖不能勉强合起来,倒不如早点撒手,免得双方痛苦!”事情还是没个定准。不久,哥哥陈文雄也回来了。他从四妹手里接过周炳的来信看了,用英文说了一句:“一个典型的傻瓜!”随后又对陈文婷说:“四妹,你瞧!咱们这个社会并没聘他当顾问,他却总是在杞人忧天!你呢,你本人怎么说?”

  陈文婷不胜悲楚地说道:

  “最近,我成了个悲观主义者!对社会上的一切,我都没精打采。对他,——不消说,他在仪表上永远是一个出色的人物,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尽一切的可能减少他的痛苦!”

  陈文雄只用英文说了一句话:“四妹,你是对的。”事情就结束了。这第三次的约会,陈文婷还是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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