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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周榕回家,把这些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炳,把周炳羡慕得嘴唇唧唧地惊叹不停。他羡慕哥哥有这样的幸运,他羡慕哥哥有这样光荣的职务,说:“二哥,这可能有点危险。”周榕有点害羞地笑着回答道:“正是因为有危险,才值得去干哪!”第二天晚饭后,天一黑,周榕就从生草药铺里走了出来,从大基头过了江,穿过一条一条的小街窄巷,走到第七甫志公巷黄群的家里。公共汽车卖票员何锦成,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洋务工人洪伟,洋务女工章虾、黄群,还有正在招商局走沪、粤班船的海员麦荣,都在那里等候他。但是原来领导这个讨论会的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这个晚上却缺了席。这些都是省港大罢工时候的熟人,大家一见面就谈起当年罢工的热闹情景,天南地北地无所不谈。章虾说:“周榕,整年不见,你总算把我们忘记了吗?”

  洪伟开玩笑道:“当然啦,他记得他的陈家表妹就行啦,记住你干什么?”大家嘻哈大笑一阵,周榕正经说:“别再提她了。我们是阶级不同,不相为谋:分开了——后来又听说,她已经另外嫁人了。可是说到你们大家,我可没有一天忘记过。大哥在世的时候经常说,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我总不理会这句话。我跟陈家的事情就错在这个上头,没有听他的话。我总以为她是真心革命的,我总以为‘五四’精神会指引她前进,但是现在看起来,‘五四’精神并不可靠。真心革命的还是你们!”

  提起大哥,大家都觉着很难过,整个堂屋没有一点声音。这堂屋在白天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工厂,附近人家有七八个妇女来做纸盒。如今到处都堆满了纸料,糊料,盆子和刷子。正在晾干的纸盒叠得像屋顶那么高,空气里面可以嗅到一股酸腐的浆粉气味。

  黄群沉着地,非常得体地说:“金哥有一种脾气,叫人永远不能忘记。他总是想着别人,不去想他自己。快三十岁了,还没置个家。可是一提起别人的事儿,他立刻就豁出命来!这样子,——你最好是在发愁的时候去找他。”她的话引起大家对周金的回忆。大家想起他的坚定,他的勇敢,他的强烈而显露的感情,他的矮胖的身躯,他的无穷无尽的长处。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有许多非常显著的特点,大家在他生前都没有看到。何锦成一声不响,只顾垂着脑袋听着,后来忽然抬起头,把桌子一拍,说:

  “国民党杀死咱们许多人,咱们就坐在这里慢慢讨论!我看咱们拚他一阵算了!你给我一根枪,我至少结果他十个给咱看!”

  说完,他就站起来,寻了一个玻璃瓶子,抓在手里走出去。一会儿,他打了一瓶白酒,买了一包卤猪肚回来。大家一面喝,一面谈。章虾和黄群不会喝酒,只喝茶。黄群的守寡母亲黄五婶也来凑热闹,吃了两片猪肚才走开。后来,他们又谈到南昌暴动和平江、浏阳暴动,谈到红军什么时候开讲广州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了。章虾带着非常虔敬的神气问道:“南昌暴动里面,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周榕说:“你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黄群歪着稍为仰起的头,脸上因为兴奋变成深红色,接着问道:“湖南呢?湖南这边又有些什么人在搞革命呢?”周榕说:“湖南这边我只知道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

  “哦,我晓得了!”古滔插进去说,“这位毛先生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宣传部长,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又当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是一位有文才的大人物,可没料到他还会打仗!”

  周榕拍手道:“对了!就是他。听人家说,他又会讲,又会作,又会指挥军队,好得了不得!有听过他演说的人讲,一千个人听,那讲堂里就像不曾坐人的一样;忽然间哄堂大笑,就像平地打了一个大雷。他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像一篇宣战书,当时不知引起多少辩论哩!”章虾和黄群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问道:“他们准能来么?”洪伟说:“我看一定会来。”周榕说:“金端说得千真万确,一定来的。不要很久。三天,三星期,顶多三个月,就来到了。”

  所有的人都在幻想红军到来那一天的情景。大家都不做声,各人按照自己习惯的姿势坐着。黄群像做梦一般地说:“真有那一天,咱们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咱们又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咱们又可以开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大会了。咱们可以给金哥,给那许多兄弟姊妹……报……”她说到这里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了起来。章虾也跟着哭了起来。大家都用手捂着脸。宝安人何锦成使唤土音很重的广州话说:“红军一来,我就不当什么卖票。我参加红军,”他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加重他的语气道:“我背枪去!有了枪,我的事情就好办!”

  周榕举起杯子,跟他碰了杯,把里面剩下的残酒一口喝光。这个晚上的讨论会,周榕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从和这些人的会面当中,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幸福。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周炳,只有李民天无故缺席这一点,他不愿意说出来。听说大家这样忆念着周金,周炳就又伤感起来,默然不语。这几个月来,他有时想起来,觉着周金是死了;但有时又觉着他还活着。如今听朋友们这样谈起他,他竟是当真死去了,永远不会再活转来了。周金的为人,周炳也是熟知的,但是经朋友们这样一说,他才确实领悟:原来他大哥是那样一个有价值的人物!……后来,两兄弟又互相诉说了许多怀念周金的心事,又再一次忖度周金不幸被捕的原因。自然,种种推测还是跟以前一样,得不到结果……最后,他们又一起在幻想着革命的美丽的前途。周炳对于金端所宣告的、三个月就能实现的理想,虽然深信不疑,但总感觉到有点模糊,不具体。

  有一天,周榕一吃过午饭就出去了。周炳一个人在家,睡觉睡不着,又找不到事儿干,就又把六、七年来的往事翻出来,一桩一桩地去回忆。凡是他回忆起来的事情,他都给它下一道评语。哪桩对了,哪桩错了,他都给它分了类。谁做得好,谁做得坏,他都公正地做了判断。但是过去的事情想完了,未来的事情又是怎样的呢?他应该做些什么呢?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又是不对的呢?想到这一些,他就想不出个所以然,思路逐渐凝固起来了。

  他从周榕的书堆里偶然翻出一本《共产党宣言》来,随意翻看了几段,就重新从头一段一段地看下去。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他只想找寻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简单的答案,却没料到那本小书里面一下子钻出来了那么一大堆问题,使他招架不来。他不能够理解那许多问题,更不能理解那些问题对他所关心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作用。他一向认为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有好日子过——如今还是这样想。如果蒋介石反对这样做,那么他也是一个军阀,也在被打倒之列。只有把蒋介石连同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一齐打倒了,中国也就太平了。他觉着事情应该朝这么办,就开始幻想打倒蒋介石、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之后的情景。按照北伐的速度,这样做,大概得花整整一年的时间。他想:“一年就一年吧,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到那个时候,幸福之神就降临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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