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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周榕阴沉地说:“话是这样讲了,可也是形势所逼:那会儿人家是主,我们是客;人家是领头,我们是跟后;人家本钱大,我们本钱小。你又能怎么样?何况那时候姓蒋的还是个左派呢!”

  “左他娘个屄!”大哥粗暴地吼喊起来了。“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们兵没个兵,官没个官,钱没个钱,权没个权。什么把柄都抓在他姓蒋的手里。这是革的什么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嗐!多气闷哪。时势如此,也说不得那许多了。总之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了。人家当头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缝里讨生活又怎么的?现在希望国民党还有一点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发脾气道:“这不可能!他能解散总工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械,杀了那许多人,还有什么革命良心?这不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一个样儿了么?除非咱们工人纠察队能够把上海占领下来,跟他硬干一场!除非咱们干脆和那姓蒋的决裂了,把他的命也给革了下来!咱们组织咱们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烟,说:“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也许哪一天用得着这个办法。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个身,又叹了一口气,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吧。这太过于悲观颓丧了。大局还有可为,总是不走这一着好。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正说着,门外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门声。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经也紧张起来了。两个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声站了起来。周金对大家说:“不要慌张。

  没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男子汉!”然后叫周炳去开门,自己站在窗前,仰望着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烟。周炳扭亮了神厅的电灯,打开了大门,跳进来一个漂亮而壮健、大眼窝、大嘴巴的年轻小伙子,原来是杨承辉。他把雨衣一扔,就冲进神楼底,气急败坏地说:

  “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反革命分子动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让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勉强坐下,把刚才他怎么回学校开会,怎么远远地看见大批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学校,怎么向附近小铺子打听,那小铺子老板怎么告诉他是抓共产党,已经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周榕说:“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药了。”周金说:“那自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是的呢?你刚才还说,不要过于悲观颓丧,话是说得早了一点,如今倒真地用得着了。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本来事前应该料得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走了,你们不是党员,你们怎么样?”杨承辉说:“我是学医的,平时又没有怎么出头露面,我用不着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风头的,他太红了。”周炳说:“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

  当下决定三个人都走,就吩咐杨承辉去通知区苏,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们转知所有的朋友,暂时不要上周家来。杨承辉和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这古滔本来是香港的罢工工人,后来罢工结束,很多人留在广州做工,他也在普兴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他听了情况之后,又和杨承辉约定,每逢阳历五号、十号的晚上,在海珠公园的东南角上会面。这边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动起来。杨承辉前脚一走,他们三兄弟跟着就带上一点现款,对周铁和周杨氏只说要上韶关去几天,就连夜溜出来了。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一眨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他们并没有觉着害怕,也没有觉着哀愁,只觉着有一股无名的愤怒填满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处是湿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他们想遍了亲戚朋友,都没有合于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馆去开房间,又觉着不妥当。想找间空屋破庙,倒也不难,只是叫人撞见了反为不美。想来想去,还不如租一只小艇子在珠江上过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们就雇了一只小艇,讲明六毫钱过夜。三个人上船之后,叫把船从珠江北岸摇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堑口附近湾泊。他们上岸,找一间叫做“二厘馆”的那种炒粉馆喝过茶,吃过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

  只有周榕一个人睡不着。他靠着船篷的窗口坐着,望着面前的迷蒙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静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过,只听见十分细碎的脚步声。在笨重的黑夜的掩盖之下,一点也看不清她的颜容。远处,西濠口的灯光像大火燃烧一般地明亮。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他嗅着那一股又腥又咸的凉风,仿佛有人血的味道,不觉用手捂住脸孔,唉地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

  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对她说了。她听了之后,义愤填膺地说:

  “你们别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蒋介石这样的坏心肠,我可看不上眼!一个人不讲天理良心,看他当堂就会得到报应。不要紧,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你们只管对人说我是你们的干娘,包管你们没事儿。那姓蒋的也不会长久的,等他倒了台,你们再回家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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