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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基础 开场白(2)


  【二】

  但是伟大能值得多少呢?卡莱尔(Thomas Carlyle)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真正伟大艺术之第一个印象,常常令人失神至于感痛苦的程度。是以“伟大”之命数注定该为人所误解的,中国之命数亦即如此。中国曾伟大而烜赫地被人误解过。“伟大”往往是一种特别的名词,专指吾人所不了解而愿意享用的事物。介乎愿意为人所熟悉了解与被称为伟大,中国宁愿被人所了解,倘能被每个人所了解,那才再好没有。可是怎样能使中国被了解?谁将充当她的传译者?她具有那样悠长的历史,其间出了那么许多圣皇雄主、贤哲诗人、名师学者,以至勇敢母亲、才干妇女;她有她固有的文艺哲学、绘画戏剧,供给一般平民以分辨善恶的道德意识;加以无尽藏之平民文学,民间谣俗以助美德。可是这些宝藏未能直接受外人之了解,因为语言之不通,已够掘成无法踰越的鸿沟。中国能不能利用洋泾滨英语来促使了解呢?所谓“中国通”者,是否将从厨子阿妈的口中,探取对中国精神之认识呢?能不能经由仆欧,经由买办,经由萨劳夫,或诵读《字林西报》的通信以达到了解呢?这一类主意分明是失当的。

  的确。想要尝试去了解一个异民族及其文化,尤其像中国那样根本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此种工作殆非常人所堪胜任,因为此种工作,需宽广之友情,需要一种人类博爱之情感。他必须循依心脏之每一次搏跃,用心灵的视觉来感应。此外,他必须摆脱一切自己的潜意识,一切儿童时代所已深植的意识,和成年时代所得深刻印象,一切日常为人所着重的字义,“共和政体”“繁荣”“资本”“成功”“宗教”“利息”等等。又不能让他与研究下的国家生隔阂。他一方面需要超越的观念,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淳朴的心地。此种淳朴的心地,大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是很好的典型,这位诗人赤条条裸裎了吾人的灵魂,揭露了一般人的性格,情爱并忧郁。只有秉此超脱与淳朴的心地,一个人始能明了一个异性民族的内容。

  然则谁将为此传译者呢?这一问题,殆将成为不可解决之悬案。那些身居海外而精通中国学术之学者,以及图书馆管理员,他们仅从孔氏经籍所得的感想中观察中国,自然绝非肩荷此等工作之适当人物。一个十足的欧洲人在中国不说中国语言。而地道的中国人不说英语。一个欧洲人说中国话说得十分流利,将养成同化于华人的心理习惯,此等人将被其国人目为古怪人物,中国人说英语说得太流利而养成了西洋人的心理习惯,将被削除国籍。又有一种说英语的特种华人,或者系根本不会讲本国语言的,或者用英语发音来说中国语的。这些人当然也不可靠。像这样逐项排除,吾人势必忍受所谓“中国通”的调度,而将传译责任大部依托于他的一知半解的认识。

  此种中国通,让吾们且慢着描绘他,因为他是你在中国问题上唯一的权威者。兰塞姆先生(Mr.Arthur Ransome)曾这样精细描写过一个人物。但照我想来,他是一个活泼的人物,吾人很容易把他描绘出一个印象来。可是切莫把他弄错了。他或许是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个船主或水手,或者为领事馆里的书记,亦可以是大腹贾,对于他,中国最好作为沙丁鱼和花旗蜜橘的销售市场。他不一定是未受过教育者,其实他或许是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一面注视着政治顾问的活动,一面照顾些借款佣金,他在他的能力限度以内,或可搜集很详细的情报;这个限度是他不能讲三个以上缀音的中国语言,而依赖他的会讲英语的中国朋友以供给材料,但是他总能继续他的事业。好在闲来玩玩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总能使他舒服。有时喝喝利普顿红茶,读读《字林西报》,亦颇闲逸,不期此时却激动了他的肝火,他对于土匪、绑票、内战,那些清晨不快意的报导,不免惹气,这一气把他刚下肚的早餐消耗个干净。他的胡子居常刮得煞光,服装整洁,远胜他的中国伴侣,皮鞋又擦得分外闪亮,远胜他在英国时,这于他所费无几,因为中国的仆欧是最好的皮鞋擦手。每晨从寓所上写字间,则驾一辆跑车,疾驶三四英里,然后自信有光顾史密斯夫人的茶点之需要。他的脉管中未必环流着缙绅先生的血胤,他的客厅里也没有祖先的油绘像,可是他常能远溯上古历史以至原始森林时代,以证明他的远祖确系贵族,这才使他的心境宽悦,而研究中国事物的一切烦虑也得以轻松了。可是他还有不舒服的时候,每次有事使他必须穿过中国街道,那里就有许多异族人的视线,千千万万集射而来。他掏出一条手帕,胡乱掩着鼻子呛一阵鼻涕,硬着头皮苦挺一下,免不了抱着扫兴而畏怯的神情。若泛泛地流盼一下那些穿蓝褂子底人浪的波动,则觉得这些人的眸子倒并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乜斜之甚。这些人是否会从背后暗算人呢?明亮的日光下,怕不会有这等事情,可是谁也不能预料!他在棒球场锻炼出来的运动家气概一古脑儿离别了他。他宁愿叫脑袋吃一下球棍的猛击,却不愿再度通过这些弯曲的街道了。不差,这是一种畏怯,是一个陌生人最初的畏怯。

  但是他的心理并不单纯至此,他的“仁慈”,使他不忍睹视贫愁的光景,不忍安坐黄包车上而目睹可怜的“人兽”拖沉重的负担——他因是必得坐一辆汽车。汽车的作用不光是代步的工具,它是一座活动的碉堡,从寓所把他载到写字间,沿途庇护着他,使他与中国社会相隔离。他不愿离开他的汽车,也不愿离开他的文明的自傲。在进茶点的时候,他告诉史密斯姑娘,一辆汽车在中国不算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每天三英里的驱车工作,把他深锁的心掩藏于玻璃箱笼里,从寓所装到写字间;侨居中国二十五年,未始一日有例外。虽然,当他重返英吉利,固绝未提及此等情形,而在寄给伦敦《泰晤士报》通信中却自署“二十五年侨华老旅居”,至于日常生活的实况则亦讳莫如深。他的通信写得很动人,当然,他一定会知道他自己所写的是什么。

  同时,他所驰驱的这日常三英里幅径,倒也不大肯超越范围,除非偶尔玩玩越野赛马,这才劳他玉趾贲临,践踏上中国农田。可是这一来,必得让他爬出碉堡而抛头露面于日光空气之下,于其际,他也不会疏忽怎样去防卫自身的。不过这种猜想又弄错了,原来他从未下乡,只当他户外玩球时,如此说说罢了。这一种秘密,一定是他肚皮里明白。他从不光临中国家庭,复小心翼翼以规避中国旅馆,也从未让中国报纸见一个面。到了晚上,电炬初明,他踱进世界最华贵的酒吧间,吮啜着他的冰烧酒,缀拾一些街谈巷议,无稽谰言,喝得开怀,同座间大谈其中国海岸山海经,无非传闻遗说,一鳞半爪,其材料可远自十七世纪葡萄牙航海者流传而来。当他察觉上海非是苏塞克斯(Sussex)风尚,不能尽如其在英国时之习惯,未免扫兴,及闻中国人民也来祝度耶诞圣节,不觉大快,不过中国人民之不懂英语,终属可怪。至若他走在路上,则趾高气扬,目无华人,倘或踏痛了同行者足趾,虽用英语说一声sorry,也属无例可援。不差,他从未学习过一个旅客应用的几句客套华语,却不断抱怨华人之排外思想;可憾庚子拳匪之役的火烧圆明园,竟不够好好给中国人一顿教训,怎不失望。喔,你们西洋人固握有权威以镇临中国,以促进人道上之普通义务啊!

  上面所写的种种,都是你所知道也很平淡无奇的,假使不是为了西方人对华人观念之构成,与此等事实息息相关,我固毋庸在此多费篇幅。你必须仔细想想两方言语上之隔阂,中国文字之极度难学,以及中国政治、学术、文学、艺术之纷淆现状,并中西两方风俗习惯上之广大差异,始足与言了解中国。

  这一本书可说是对一般误解中国者之一篇答辩,它将根据较高理解基点而觅取较善谅解。不过一般“中国通”倘欲继续写他讨论中国事务的书本或短文,也难以仅为他不懂华文而遽干涉其著作之自由。给之,此等书本与短文,只配藉作茶坊酒肆的闲谈数据而已。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譬如赫德(Sir Robert Hart)与罗素(Bertrand Russell)——他们能从一个绝对不同于自己者的生活方式中观察内在的意义。但是有了一个赫德却有一万个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有了一个罗素却有一万个伍特海特(H·G·W·Woodhead)。结果不断产生轻蔑华人的戏剧式故事。它的内容幼穉歪曲,却为西方人所乐道,它也可以说是前代葡萄牙航海者野史的承继者,不过削除了当年水手们的下流口吻,而保存着此辈水手的卑污意志。

  中国人时而自起惶惑:中国海岸因何只值得吸引一班下流航海者和探险者呢?要明白解答这个疑问,最好先读一读摩斯(H·B·Morse)的几种著作(译者按:摩斯氏历任我国各地海关帮办,所著研究中国之书籍甚多。其中《中国之国际关系》一书最为著名),然后探溯此辈航海者的传家法宝与现代结合之线索,并审察早期葡萄牙人与现代“中国通”二者眼界之共通性,再仔细检阅他们的利害关系,天然淘汰过程,和驱使他们不远千里而来的环境压力,其间二者之异同如何,再质询他们,何为乎飘流异域,更络绎不绝巴巴的赶到地球的这一角来,其目的难道不是黄金与投机(载运货物往外洋试销)!黄金与投机的第一个例子便是驱使哥伦布——在他们全部当中最伟大的航海冒险家——探索到中国的航线。

  一个人于是始明白此种嗣续的史实,明白哥伦布式航海者的传统观念何以能坚定而平衡地发展下来,于是更感觉到一种怜悯中国的意念;可怜那不是中国的社会美德,而是中国的黄金和她被作为“购买畜生”的购买力,才吸引西洋人到此远东海岸来。那是黄金与利益才把西洋人与中国人连锁起来,而投入卑污龌龊的漩流,实质上未尝有丝毫人道精神之结合。他们本身,中国人和英国人,都不认识此种现实;因而中国人曾质询英国人,假使他厌恶中国社会,为何不离开中国;而英国人也反问中国人,为何不退出租界;结果双方均不知所答。故英国人盖并未劳神使自己被了解于华人,而忠诚的中国人尤从不念及使自己被了解于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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