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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学生活 语言与思维(1)


  中国文学的媒介(亦即汉语)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把汉语与欧洲语言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学的特性,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汉语的单音节性。汉语中像“jing”、“chong”、“zhang”这样的音节,语音效果惊人地相似。单音节性决定了汉语写作的特性,汉语写作的特性又导致了文学遗产继承的连续性,因而甚至多少促成了中国人思维的保守性。进而言之,它甚至有助于书面语与口语的进一步分化。这又反过来使书面语变得难以学习,使之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最后,单音节性也直接影响了某些中国文学作品的风格特性。

  ①这里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下同。

  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欧洲不会在象形原则上发展其写作系统,因为印欧语系语音结构具有大量的辅音和无限的不定组合关系,需要分析型的字母,图画文字则远远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单词。由于没有一个表意系统可以单独使用,汉语就用象形原则并通过语言规则来加以补充,然后才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基本的形符于是就只因其语音上的价值而存在。事实上,汉语辞典里四万余字,有十分之九是通过语音组合的原则构造起来的,有大约1300个作为语音符号的表意文字。像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语,只要有大约400个音节组台也就足够了(声调不计在内),比如:“jing”、“chong”、“zhang”。然而在日耳曼语言,要为每一个新的语音组合发明一个新的象形符号显然不可能,比如德语的“schlac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scraped”、“splash”、“scalpel”。汉语没有发展一种西方意义上的语音文字,因为意符作为音节使用已经足够。如果中国人是用如同德语的“schlac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和“scapel”这样的词语来说话,那么这种需要本身就早已使他们发明了一种表音文字了。

  汉语中单音节的发音与书面文字间的适当调整,是显而易见的。音节形式的极端缺乏,是汉语的特点,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同音字。比如“bao”包括超过一打的意思:“包”、“抱”、“饱”等等。由于形象原则运用到具体的事物或行为的时候受到限制,而且它也比较复杂,原来的“包”字就纯粹作为一种语音的符号被借去指示其他的同音字。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混乱,直到汉代书写体多少确定下来之前,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借以指示其他词语的假借字。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需要,迫使中国人不得不给“包”字加上一个符号(称“部首”)来表示各种不同意义的“包”。

  音符的使用不是很确定的。于是就产生了以下这些字,它们的发音都是“bao”或“pao”,在现代汉语里声调不同,每个字都含有“包”,然而各自加上了不同的部首:

  抱、跑、袍、饱、泡、炮、鲍、胞、炮、咆、刨、苞、雹,这样,“包”加上“手”表示“围抱”,加上“足”表示“奔跑”,加上“衣”表示“长袍”,加上“食”表示“吃饱”,加上“水”表示“水泡”,加上“火”表示“鞭炮”,加上“鱼”表示一种“鱼”的名称,加上“肉”表示“子宫”,加上“石”表示“大跑”,加上“口”表示“吼叫”,加上“刀”表示“切削”,加上“草”表示“花蕾”,加上“雨”表示“冰雹”。这就是为解决同音字问题所进行的调整。

  假如问题不在于同音字,假如汉语里有像英语“scraped”“scratched”和“scapel”这样的词语,假如中国人造字之初就发明了“sc-a-p”,这些音素的基本符号,他们也同样会被迫区分“cape”与“scape”、“scape”与“scrape”、“scrape”与“scraped”,以及“scrap”与“scrated”的发音的话,其结果就必然需要有符号字母来指示“s、r、ed(t)、p、ch”等等。要是中国人做到这点,他们就会有字母,他们中有文字能力的人也就更加普遍。

  然而,汉语的单音节性决定了它使用象形原则的必然性。这个事实本身就深刻改变了中国人学习的特性与地位。由于中国文字本身的特点,其字形在口语中同样反映不出来。一个语符在各种不同的方言甚至语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发音,就像基督教里的十字架在英语里念作“cross”,在法语里读成“croix”一样。这与老大帝国统一的文化有紧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汉字的使用,人们在时光流逝了一千多年之后尚能阅读儒家经典。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有趣的假设:孔学的经典如果在公元六世纪时就不为人们读懂,那么孔学的崇高地位又将发生何许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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