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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赏奇士莫愁嫁立夫 怀骨肉陈妈寻爱子(3)


  可是,在他心灵的深处,记得自己是穷人之子,颇以此为荣,颇以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硬性为荣。他恨富人的态度,恨那些社交界名女人的以金钱地位论身价,就如同素云一样;也恨政客的奸诈邪恶而貌似正人君子,正如怀瑜那样。他的此等憎恶厌恨,是毕生难改的。

  立夫和莫愁到了日本京都才一个半月,就接到木兰一封信,说母亲病危,已经不能说话。第二封信是珊瑚写的。莫愁打算立即回北京,当然她也不愿离开立夫。她必须回去,因为似乎是理所当然。再者过去几年之中,每逢母亲生病,总是由她伺候,她实在不能把照顾母亲这件事交给珊瑚、木兰,或是别人,是非她自己不可的。

  这一回国,可就大大改变了她和立夫的计划,她也不知道何时再回到立夫身边。立夫说他能照顾自己,莫愁当然也相信,可是立夫这时才忽然体会出来平日是多么事事倚赖这位年轻的妻子。莫愁说她若不能离开家再赴日本团聚,立夫就在暑假回去。

  分手之时,莫愁掉下了眼泪,因为她情不自禁。她最后说的话是:“自己多保重,要吃好,不要图省钱。若是用钱,随时写信告诉我。”

  到了家,看见母亲确是病得很重。母亲用手指自己的嗓子,又指莫愁的胸膛,不能说话,看来真可怜。找素同看过,全身检查了一遍,但是他说不出是什么毛病。仆人们都认为她碰见了鬼。必然是银屏。体仁咒他母亲的话,现在应验了。现在姚太太不准银屏的儿子博雅接近她。虽然是她真正的孙子,她好像是怕他。这个小孩子听人说他母亲是鬼,他勃然大怒,不管谁那么说,他一定极力为他母亲辩护。他已经知道他是姚家的长孙,也是这花园巨第将来的主人。他打算将来做个伟人,给母亲争光,好把母亲的遗像摆在忠敏堂的正中祭祀。他恨他的祖母。这种想法,常使如此一个小孩子态度很严肃。

  现在两个女儿已经出嫁,母亲又生病,大花园子也显得冷落凄凉。这所大宅子至少有十个院子,姚家还没有足够的人住一半房子。所以决定把马大人胡同的旧宅子租出去,冯舅爷家和立夫的母亲就搬到这王府来住。搬过来之后,莫愁的职责就分而为二,一边儿照顾母亲,一边儿伺候婆婆,但是她住的院子靠近母亲的住处,立夫的母亲和女儿环儿单住一个院子。姚先生和阿非住在自省堂。红玉住的院子在莫愁的院子的前面。两个院子中间有一道白墙,墙上有花格子窗子,俩人能隔着窗子说话,于是友谊日形深厚。

  在立夫暑假回北京的初夏,莫愁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当时难产,二十个钟头才生下来。家里原先决定让莫愁在家生产,比到医院去方便,但是几乎送了命。临盆之前,木兰来家照顾,莫愁难产时,她正在家中。在紧张的时刻,她有几次觉得莫愁太费力气,所以一直在炉子上炖着高丽参,用以补莫愁的元气。后来生了下来,万幸母子均安,但是莫愁的脸像一张白纸,在床上躺了几个礼拜,体力才恢复,那一段日子,木兰一直照顾她。立夫到家时,她们姐妹正在他的屋里。莫愁当时正躺在床上,儿子躺在身旁,莫愁微笑,欢迎丈夫的归来。在木兰面前,立夫就俯身吻了妻子。

  木兰说:“你不知妹妹受的罪。”

  但是莫愁现在高兴了,把孩子给他看,她说:“他是你的儿子。我生他差点儿送了命。”她叫立夫坐在她的床上,手攥着立夫的手说:“我觉得身子好像上了刑。不过总算值得,没白吃苦。我觉得身心整个清洗了一次,由于受过这次苦难,我的罪也得到赦免了。”

  木兰微笑问她:“你有什么罪吗?她说她还要再受一次呢。”

  莫愁说:“是,我还要,再要个小立夫。”

  她告诉丈夫她要叫儿子小夫。

  立夫说:“这名子听来像个清道夫,又像个挑夫。”“我没觉得像。我从来没有那么想。我觉得小夫就是小夫,没什么。你想叫他什么呢?”

  木兰说:“叫他‘孝夫’,孝字是入声,不要用个上声字。”

  “孝夫这个名字有人用过。”

  木兰又说:“不然叫小夫或是肖夫,取其有其父必有其子之意。”

  莫愁说:“这还好。毕竟‘孝’就是‘肖’的意思。”立夫说:“‘孝’和‘肖’以前大概是有关系的两个字。”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仆进来说:“少爷,您回来了。您可不知道少奶奶受的罪呀。现在让少奶奶躺着,我伺候您吧。”陈妈离开屋子之后,莫愁说:“这个女人与众不同啊。风度好,心肠好,人品高尚。你用不着告诉她做什么事。自从她一来,这院子里什么事都井井有条。她跟我说话,就像对她的孩子一样。”

  莫愁于是开始说陈妈的事。她说:“她的身世我听了之后,整夜都没法入睡,现在我才知道做母亲是怎么回事了。立夫,你认为你母亲了不起,现在这儿还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莫愁继续说:“革命那几年,她儿子被抓兵的抓走了。她现在还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雇她的时候儿,什么事她都答应做,但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每个月她必须要请一天假。我问她:‘干什么?’她说:‘去找我儿子。’我答应给她一天假。她就来给咱们做事,现在有两、三个月了。事情她做得很好,拿这儿就像她的家一样。在晚上,她不停的缝衣裳,是给她那个至今消息杳然的儿子做衣裳,当然她不能给儿子寄去。她给我看她给儿子做的一大堆衣裳,她把节省下来的钱都花在她儿子的衣裳上。她说她儿子现在是二十岁,失踪时是在北京东北昌黎县,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那时他儿子十六岁。被一群抓兵的硬拉去给军队挑行李。我看见她给十六岁的儿子做的厚棉袄,另一件还大,是应当十八岁穿的,再有一件更大,是应当十九岁穿的。她把这些衣裳收得好好儿的,经常拿出来晾一晾。她说她知道每一年她儿子是多么高,袖子应当多么长。现在她正给他做蓝布单衣裳,夏天穿的,以便找着他后,立刻有得穿,若是知道他的下落,也好立刻寄去。每月一次,她起身很早,到我屋里来,脸上流露着无限希望的神气,说那天是她的假日,她就要出去找儿子。到晚上,她垂头丧气而归,拖着两条疲劳的腿,一包袱衣裳还是夹在胳膊下。她到城里各处去,东城、西城、南城、北城,有时还到城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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