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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丹妮就把一切告诉他,他静静听她说完,然后问道:“你没有告诉他你对我说过的身世?”

  “我说了一点,但是他说他不想听我过去的行为,我想这样也好。”

  “于是你们吵架了。”

  “我们没有吵,不过我不想听他解释。我不是亲眼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吗?我没有和他见面就走了。不过,彭大叔,没关系。我和他吹了,也告别了那一切。”

  “你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他一心一意爱着你。”

  丹妮苦笑。“我恨他!”眼睛又失去了平静。“我太傻,居然想嫁他。如果我是良家闺女他就不会这样对待我的。”

  “很抱歉,”老彭说,“都怪我不好。如果我和你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也许里面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他没写信给我,”老彭说,“但是我想他会写来。”

  晚饭前他们到平湖门和汉阳门之间的江畔新街去散步,那边有一段旧城门拆掉了,改成现代砖房的大街。虽然今天是一月七日,难民还由南北各地坐船或搭车来到这儿,漫无目标的流浪者在街上挤来挤去——工人、农人、商人、学生、穿制服的军人都有。难民穿着各式的绸衣、布衣、外国料子,惨境各不相同。

  他们由黄鹤楼下山的时候,丹妮看到路边一个堤防上有一张巨幅的图画,沿墙伸展一百五十尺。那是大队人马的画像,前段有士兵和几个野战炮单位,还有不少平民男女走在前头,围着骑白马、戴白披肩的蒋介石。这似乎象征一个现代的国家,在领袖的四周团结起来,排成一长队前进,显示出伟大的希望和崭新的力量。这是二十位画家合作的成果,群众的面孔非常真实,古典国画家是不这样画的。

  “那就是我们的领袖。”老彭说。“听说他拒绝了日本的和平建议。上个月南京沦陷后,有人传说要和谈。很多政府首领都相信末日到了。我们最好的军队已被摧毁。我们在上海大约失去了三四十万军人——包括训练最精良的部队。我怀疑很多大官都打算求和,但是蒋司令到汉口说:‘打下去!’我们就打下去了。”

  “你从哪里听来的?”

  “从白崇禧将军那儿。他说上个月德国大使去见蒋司令和蒋夫人,带了日本的和平条件,他说出条件后,蒋夫人端茶给他,改变话题说:‘你的孩子好吧?’”

  “那就是勇气!”丹妮大叫说,“我真希望能见到她!”

  “听说她到香港去治病,不过马上就回来,如果有空袭,你就会看到她,空袭后她常出来帮忙找孤儿。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士气为什么高?我们国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政府,这么关心战争灾民的福利。”

  老彭手里拿一个布包袱,用绳子绑着,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这是他独居的习惯。他包袱里的一个烟罐中放着钞票、硬币和香烟。在弯进城的转角处,丹妮看到一群乡下小孩坐在路边。他走向孩子们,拿出烟罐,掏出一张一元券分给他们,小孩似乎早料到了,连忙谢谢。

  “这样有什么用呢?”他转身笑笑说,“他们十天前来的,现在还在这儿。我找不到地方给他们住。除此之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个人进入一家小饭馆。吃的东西很多,他们叫了薄酒、汤和一些辣椒爆牛肉。

  老彭大声喝汤,似乎胃口不小。

  “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不对?”丹妮问他。她对这位中年男子很感兴趣。

  “快乐?”他说。“我无忧无虑,良心平安,我想你就是这个意思吧。”丹妮似乎在想心事。“如果不认识你,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她说,“我想我还留在上海。”

  【第十四章】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丹妮和玉梅每天过河到庙里去给老彭帮忙,晚上再返回她们的旅馆。丹妮喜欢白天的工作、晚上的广播、报上的战争消息。战时的新都一切事物似乎都教她兴奋与忙碌,像任何一个自愿或被迫离家的女人一样,她必须有工作做,有某一种目标。

  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使她牵挂着旧日生活。老彭叫她到钱庄去拿信,他坚持博雅一定会来信,如果不写给她,至少也会写给他。所以她只好每天都到充福钱庄去。

  “没有信吗?”第十天她问柜台说。

  “没有。”职员回答说。

  “你肯定吗?”

  职员望着她苍白的面庞与深黑的眼睛,再度认为她是无可理喻。“我何必骗你呢?假如你的朋友不写信,我也有错吗?”他说。

  丹妮很失望地走开了。

  “你还爱他?”玉梅说。

  “我爱他也恨他。”丹妮说。“但是我很想知道他如何为自己辩白。”

  不过丹妮从事救难工作很快活。这是一种能使自己派上用场,却不按时间或固定上班的工作。包括打打杂,替难民写信,接受讯求,找医生,到木器行订几张凳子,安抚新来的人,帮难民登报寻亲,城内找人,或是有难民得到亲友消息,要去更远的内陆时代为安排。有时候有大堆工作要忙,有时则无事可做。不忙的日子里,他们三人就到火车站去看抵站的旅客和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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