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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与友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两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与一带潮湿发臭,连草也长不成样子的地。两村的儿童到河里洗澡,或到苇叶里捉小鸟,必须经过这带恶泥滩。在大雨后,这是危险的事:有时候,泥洼会象吸铁石似的把小孩子的腿吸住,一直到把全身吸了下去,才算完成了一件很美满的事似的。但是,两村儿童的更大的危险倒是隔着河,来的砖头。泥滩并不永远险恶,砖头却永远活跃而无情。况且,在砖头战以后,必然跟着一场交手战;两村的儿童在这种时候是决不能后退的;打死或受伤都是光荣的;后退,退到家中,便没有什么再得到饭吃的希望。他们的父母不养活不敢过河去拚命的儿女。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那条河或者可以作证。就是那条河都被两村人闹得忘了自己是什么:假若张村的人高兴管它叫作小明河,李村的人便马上呼它为大黑口,甚至于黑水湖。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在最太平的年月,张村与李村也没法不稍微露出一点和平的气象,而少打几场架;不过这太勉强,太不自然,所以及至打起来的时候,死伤的人就特别的多。打架次数少,而一打便多死人,这两村才能在太平年月维持在斗争的精神与世仇的延续。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就用不着说,两村的人自会把小河的两岸作成时代的象征。假若张村去打土匪,李村就会兜后路,把张村的英雄打得落花流水。张村自然也会照样的回敬。毒辣无情的报复,使两村的人感到兴奋与狂悦。在最没办法与机会的时候,两村的老太婆们会烧香祷告:愿菩萨给河那边天花瘟疫或干脆叫那边地震。

  死伤与官司——永远打不完的官司——叫张李两村衰落贫困。那条小河因壅塞而越来越浑浊窄小,两村也随着越来越破烂或越衰败。可是两村的人,只要能敷衍着饿不死,就依然彼此找毛病。两村对赛年会,对台唱谢神戏,赛放花炮,丧事对放焰口,喜事比赛酒席……这些豪放争气,而比赛不过就以武力相见的事,都已成为过去的了。现在,两村除了打群架时还有些生气,在停战的期间连狗都懒得叫一叫。瓦屋变为土房,草棚变为一块灰土,从河岸上往左右看,只是破烂灰暗的那么两片,上面有几条细弱的炊烟。

  穷困遇着他们不能老在家里作英雄,打架并不给他们带来饭食,饿急了,他们想到职业与出路,很自然的,两村的青年便去当兵;豁得出命去就有饭吃,而豁命是他们自幼习惯了的事。入了军队,积下哪怕是二十来块钱呢,他们便回到家来,好象私斗是更光荣的事,而生命唯一的使命是向河对岸的村子攻击。在军队中得到的训练只能使两村的战争更激烈惨酷。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其实呢,张荣倒未必忘记这种天职,而是因为自己作了大排长,不愿前功尽弃的随便请长假。村长慢慢的也就在无可如何之中想出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二小子不久就会回来的。可是即使一时回不来,我们到底也还压着李村一头。张荣,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张荣,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连小孩往河那边扔砖头的时候都知道喊一声:打他二十。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一般的来说,这并无可耻。可是,为针对着张村村长的宣言而设想,全村的人便坐卧不安了,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长志气,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再往上升,一直升到营长!听明白了没有?”李全入了伍,与其说是为当兵,还不如说为去候补排长。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他没脸回家。这事早被张村听了去,于是“打他二十”的口号随时刮到河这边来,使李村的人没法不加紧备战。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打日本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他们双方都问过那些学生,是否可以这么办。学生们告诉他们应当联合起来去打日本。他们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能以学生不了解两村的历史而没有把砖头砍在学生们的头上。他们对打日本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考虑什么。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假若日本人能替他们消灭了世仇的邻村,他们想,虽然他们未必就去帮助日本人,可也不必拦阻日军的进行,或给日军以什么不方便,不幸而日本人来打他们自己的村子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他们直觉得以为日本人必不能不这办,而先遭殃的必定是邻村,除了这些希冀与思索,他们没有什么一点准备。

  逃难的男女穿着村渡过河去,两村的人知道了一些战事的实况,也就深恨残暴的日本。可是,一想到邻村,他们便又痛快了一些:哼!那边的人准得遭殃,无疑的!至于邻村遭殃,他们自己又怎能平安的过去,他们故意的加以忽略。反正他们的仇人必会先完,那就无须去想别的了,这是他们的逻辑。好一些日子,他们没再开打,因为准知道日本不久就会替他们消灭仇人,何必自己去动手呢。

  两村的村长都拿出最高的智慧,想怎样招待日本兵。这并非是说他们愿意作汉奸,或是怕死。他们很恨日本。不过,为使邻村受苦,他们不能不敷衍日本鬼子,告诉鬼子先去打河那边。等仇人灭净,他们再翻脸打日本人,也还不迟。这样的智慧使两位年高有德的村长都派出侦探,打听日本鬼子到了何处,和由哪条道路前进,以便把他们迎进村来,好按着他们的愿望开枪——向河岸那边开枪。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还离村有五里多地。可是,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侦探准知道村长要说什么,所以赶紧补充上:我并没发昏,我揉了几次眼睛,千真万确是他们两个!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既然是奇事,就不是通常的办法所能解决的。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据张村长想,错过必在李全身上,怎能把张荣的命饶在里面?在李村长的心中,事实必定恰好调一个过儿,自然不能无缘无故杀了自己的小儿子。怎么办呢?假如允许他俩在村头分手,各自回家,自然是个办法。可是两村的人该怎么想呢?呕,村长的儿子可以随便,那么以后谁还肯去作战呢?再一说,万一李全进了张村,或张荣进了李村,又当怎办?太难办了!这两个家伙是破坏了最可宝贵的传统,设若马上没有适当的处置,或者不久两村的人还可以联婚呢!两村长的智慧简直一点也没有用了!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象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在因收庄稼而暂停战争的时候,杨树上总会悬起一面破白旗的。现在他俩在杨树下,谁也没法子惩治他俩。两村长不能到那里去认逆子,即使他俩饿死在那里。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英雄的心是铁的,可是铁也有发热的时候。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那不英雄。手里也不拿武器,村长不能失了身分。他们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可是,村人跟来不少,全带着家伙。村长不怕危险,大家可不能大意。再说,不来看看这种奇事,死了也冤枉。

  张村长看二儿子满身是血,并没心软,流血是英雄们的事。他倒急于要听二小子说些什么。

  张荣看见父亲,想立起来,可是挣扎了几下,依然坐下去。他是个高个子,虽然是坐着,也还一眼便看得出来。脑袋七棱八瓣的,眉眼都象随便在块石头上刻成的,在难看之中显出威严硬棒。这大汉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可是往前走了两步,大概要去看看昏倒在地的李全。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日本鬼子就在后边呢,我可不知道他们到这里来,还是往南渡过马家桥去。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陕西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咱们两村要还闹下去,我指着这将死去的李全说,便不能再算中国的人。日本鬼子要是来到,张村李村要完全完,要存全存。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我已受了三处伤,可是我只求大家给我洗一洗,裹一裹,就马上找军队去。设若不为拖回李全,我是决不会回来的。你们二位老人要是还不肯放下仇恨,我也就不必回营了。我在前面打日本,你们家里自己打自己,有什么用呢?我这儿还有个手枪,我会打死自己!”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动了动。李村长跑了过去。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日本!”

  张村长也跑了过来,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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