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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2)


  章炳麟论韵文,也是一个极端的复古派。他说古今韵文的变迁,颇有历史的眼光。他说:

  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魏文侯听今乐则不知倦,古乐则卧。故知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国故论衡》中,《辨诗》,页九九)

  这是很不错的历史见解。根据于这个“数极而迁”的观念,他指出《三百篇》为四言诗的极盛时期;到了汉以下,“四言之势尽矣”,故束皙等的四言诗都做不好,到了唐朝,“五言之势又尽,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到了“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词)”。他论近代的诗,也很不错:

  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屈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

  这种议论的自然结果应该是一种很激烈的文学革命了。谁知他下文一转便道:

  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自注: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矣。

  这种极端的复古论,和他的文学史观,实在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四言诗之势已尽于汉末而五言诗之势已尽于唐初,如果诗之势已尽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说的“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了,难道他们还能复兴于今日吗?那“数极而迁”的文学,难道还可以恢复吗?

  但他不顾这个矛盾,还想恢复那“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的诗体。他的韵文(《文录》二,页八六以下)全是复古的文学。内中也有几首可读的,如《东夷诗》的第三四首:

  客从海西来,上堂结罗袜。长跪箸席上,对语忘时日。仰见玉衡移,握手言离别。下堂寻革鞮,革鞮忽已失。回头问主人,主人甫惊绝。乞君一两靴,便向笼间掇。笼间何所有?四顾吐长舌。

  甲第夫如何?绳蔑相钩带。虎落穿方空,空小门不大。按项出门去,恣情逐岩濑。三步复五步,京市亦迢遰。时复得町畦,云中闻犬吠。策杖寻其声,耆献方高会。“陛下千万岁!世世从台隶!”

  这种诗的剪裁力确是比黄遵宪的《番客篇》等诗高的多,又加上一种刻画的嘲讽意味,故创造的部分还可以勉强抵销那模仿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张》,如《董逃歌》,若没有那篇长序,便真是“与杯珓谶辞相等”了。最恶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与《上留田》诸篇。《丹橘》凡“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我猜想了五年,近来方才敢猜这诗大概是为刘师培作的。我引第五六章作例:

  天道无远,谗夫既丧。何以漱浣?其痍其壮。越畹望之,度畦乡之。不见广陵,蓬莱障之。

  檴之麇矣,不宿乾鹊。民之睪矣,如狙如玃。知我之好,匪伊朝夕。尔虽我刲,我心则怿。

  这种诗使我们联想到《易林》,《易林》是汉朝的一种“杯珓谶辞”。其实一千几百年前的“杯珓谶辞”未必就远胜一千几百年后的“杯珓谶辞”。

  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绩与失败,都给我们一个教训。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论理做底子,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文学“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使我们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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