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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玄学与科学》的论争(1)


  (1923)

  (附论他的宗教信仰)

  《努力周报》虽然是一个批评政治的刊物,但我们也曾讨论到政治以外的一些问题。周报每月增刊一张《读书杂志》,其中就有我的长文《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又有顾颉刚和好几位学者讨论中国古史的文字。民国十二年一月七日的《读书杂志》第五期有在君的《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这是他介绍十七世纪的另一位奇人宋应星的一部奇书——《天工开物》。那部奇书在中国早已没有传本了,在君依据日本明和八年(1771)翻刻本,又参考江西《奉新县志》等书,为宋应星作略传,此书后由陶湘先生印行,近年来翻印本有好几种。十七世纪的两个奇人,徐霞客与宋应星,他们的两部奇书都是在君特别表彰提倡的。在《努力周报》上,在君的长文《玄学与科学》引起了更大又更长期的论争。

  在君的《玄学与科学》(《努力》第四十八、四十九期)是批评他的朋友张君劢先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一篇《人生观》的讲演。君劢讲演的大意是: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而所谓古今大思想家,即对于此人生观问题有所贡献者也。……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一国偏重工商,是否为正当之人生观?是否为正当之文化?在欧洲人观之,已成大疑问矣。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

  我摘抄出这两段,认为君劢讲演的大意,君劢必然说我“断章取义”。但我曾细看他前后发表的几篇文字,我不能不指出当日君劢所要提倡的和在君所引为隐忧的,其实都包括在这两段文字里。这里表面上的问题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但这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科学专注于向外,……其结果为物质文明。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不但是“已成大疑问”的东西,并且是在欧洲已被“厌恶”的东西,青年人当然应该回到那些“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了。

  所以在君当日把问题看作“玄学与科学为敌”的问题。他有信给他的地质学同志章演存(鸿钊)说:

  弟对张君劢《人生观》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弟与君劢交情甚深,此次出而宣战,纯粹为真理起见,初无丝毫意见,亦深望同人加入讨论。

  他在《玄学与科学》长文的引言里也曾说:

  ……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

  其实张君劢的论点,在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时早已说过了。任公说:

  ……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

  ……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任公在这一段文字之后,加上两行自注: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决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但是当日随同梁先生游历欧洲的张君劢先生竟公然“菲薄科学”了。这里面当然有不少个人天资和早年教育的因素,不是语言文字所能争辩折服的。君劢后来曾有这样一段自白:

  在君乎!君当记1919年寓巴黎之日,任公、百里(蒋方震)、振飞(徐新六)激于国内思潮之变,乃访柏格森(Henri Bergson),乃研究文艺复兴史。而吾处之漠然。何也?吾内心无此冲动也。及访倭伊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一见倾心,于是将吾国际政治学书束之高阁。何也?胸中有所融,不发舒不快矣。(《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在同一篇富有传记材料的长文里,君劢说他在民国十一年为上海“国是会议”拟宪法草案,又作说明草案的理由书,题为《国宪议》,其中有批评欧洲的“富强政策”的长文。我摘引几句:

  ……国而富也,不过国内多若干工厂,海外多若干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谓此乃人类所当竞争,所应祈向,在十九世纪之末年或有以此为长策者,今则大梦已醒矣。

  所以这位“大梦已醒”的玄学家张君劢先生对我们全国人说:“富强政策不足为吾国将来的政策。”他的理由是:

  我国立国之方策,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立。

  我们懂得了这些自传性的资料,才可以认识张君劢先生原是一位讲究“精神之自足”的中国理学家,新近得到了德国理学家倭伊铿先生的印证,就更自信了,就公开的反对物质文明,公开的“菲薄科学”,公开的劝告青年学生: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决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公开的宣传他的见解:“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

  丁在君的《玄学与科学》共分十段:

  一、引言: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
  二、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三、科学的知识论
  四、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五、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六、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七、对于科学的误解
  八、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
  九、中国的“精神文明”
  十、结论

  在君所谓“玄学”,只是指君劢所谓“初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的思想。君劢原文说的是东西古今哲人的人生观,他列举的是东方的孔子、墨子、孟子、释迦,西方的耶稣、兰勃尼孳、黑智尔、叔本华、哈德门。他说:

  若此者,初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以为天下后世表率,故曰直觉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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