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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


  在君的第一次中国内地旅行,见于他的《漫游散记》的第一部分。(《独立评论》第五、六、八、九、十期)

  5月12日,他到了昆明。那时叶浩吾先生(瀚)在云南高等学堂做监督,他指导在君改服装,做铺盖,雇人夫。他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5月29日上午,他装了假辫子,留了小胡子,穿上马褂袍子,戴着黑纱的瓜皮小帽,同九个夫子,及云南提学使派的两名护勇,从昆明出发。

  他走的路线是从昆明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省境,经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从贵阳经过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镇远。他的一个同乡从云南普洱府知府任上回籍,约他在镇远候他同坐民船下水、沅江,到湖南的常德。在常德,他同他的同乡分手,他自己雇小火轮到长沙。从长沙到汉口,经过上海回家。

  从昆明到镇远,陆路走了一个月,6月29日才到镇远。7月6日从镇远坐船,7月13日到常德。他的游记没有说明他用的是阳历或阴历,有时他说“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有时他说“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了镇远”。那年阴历有闰六月,而他的游记从没有提及闰六月,故我们可以断定他用的是阳历。阳历5月29日从昆明出发,已是阴历五月初二日了。7月13日到常德,已是阴历六月十八日了。他经过长沙、汉口、上海(文渊按:在君家兄从汉口回家乡,没有经过上海。他是从汉口坐江轮直达南京。当时我奉了先父之命(我那时十五岁)。同了一个有旅行经验的一个男仆,早先到了南京。去接候他。那时同镇(黄桥)他的友人朱先志。是日本士官毕业生,在南京新军当管带。家兄和他是在日本认识的。家兄到了南京,他人为招待,每次也有我。我们以后从南京坐江轮回泰兴,到八苇港下轮船,换乘民船去黄桥。),他到上海大概在阳历的七月底,阴历的闰六月初了。

  我的朋友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夫人杜联喆女士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的“附录一”有《宣统三年游学毕业的进士名录》,其年“五月”有周家彦等五十七人的名录(页二四三——二四四),地质学者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文渊按:家兄回家后,少住,就赶去北京,应游学毕业考试,大约在阴历八月的时候。地质学者李四光决不在内,房先生于此。必有错误。李四光先生在武昌起义以后,曾任教育厅厅长,以后自请以官费留学英国,习地质。我在1919年秋天到了英伦时。曾和丁巽甫去访问过他,他在另一小城,已忘其名。家兄考中进士以后,回家的时候,就顺道到了苏州。他为省钱起见,就在苏州和家嫂史久元女士结了婚,那时家嫂父母双亡寄居在其六婶左太夫人处。)三人也在此五十七人之内。依上文的年月推算,丁文江在宣统三年旧历五月,还正在云南、贵州旅行,决不会在北京应游学毕业的考试。据房先生的自序,游学毕业进士的名录是从《学部官报》及《东方杂志》采辑出的。此中可能有学部汇报国外留学生毕业名单,而被误列为游学毕业进士名录的。在君游记里的年月至少可以帮助订正房、杜两先生的书中这一榜的错误,这一点是值得指出的。

  在君的第一次内地旅行最可以表示他的毅力、勇气、观察力。他带了许多书籍仪器,不走那最容易的海道,偏要走那最困难的云南、贵州的长途——“每天所看见的,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树,没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峡谷,两岸一上一下都是几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峡谷的支谷里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几处村落”,“通省(贵州)没有车轮子的影子”。

  他从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他发现了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文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教士所测的地图做蓝本,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现”。

  他这次旅行不算是调查矿产地质的旅行,只是一个地理学者的旅行,作为他后来在西南调查矿产地质的准备。他在贵州的黄果树,恰巧逢着“赶场子”的日子,看见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狆家子、青苗、花苗等。他自己说:“这第一次与西南土著民族的接触,很引起了我对于人种学的兴趣。”(民国三年,他第二次来游,才开始做西南人种学的研究。)

  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他的一篇《一千五百里的水路》(《独立》九期),记水与沅江,是一篇很美,很有趣味的游记。例如这一段:

  在黔阳城西,沅水的正源从西来会〔合水〕。水的颜色是红黄的,沅水是清的,所以沅水又叫做清水江。两条水会合的地方,清水与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

  这样能作细密观察的一位地理学者,只因为要挑出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事情,给适之补篇幅”,所以他描写贵州人民吃盐的法子,偶然不小心,说的话就引起贵州朋友的抗议了。在君说:

  我一到了贵州境内,就看见辣子,少看见盐粑。大路边的饭铺子,桌上陈列的是白米饭、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里面都没有一颗一粒盐屑。

  在君死后,我的贵州朋友“寿生”先生曾指出,辣子同盐分不得家,丁先生看不见菜里有“一颗一粒盐屑”,正同他看不见辣子的咸味一样,“谁见过有盐屑的菜!”(寿生《文人不可知而不作》,《独立》第一九六期)贵州人吃盐比江浙人吃得更咸,“食时菜数越少,吃盐越重”。外省游人单用眼睛去看,不用嘴去尝,所以说错话了。

  在君从常德坐小火轮到长沙,为的是要拜访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据朱经农记得的在君游南岳时,有一首说:

  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
  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

  从1911年7月到1935年12月,可以说是二十五年前事了。

  在君回到家乡,大约在七月尾。七十多天之后,武昌革命就爆发了。丁文涛先生说:

  弟自英学成归国,适辛亥革命,邑中警报频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萑苻遍地。弟抵里,倡编地方保卫团。经费不给,则典鬻以济之。又手定条教,早夜躬亲训练,以备不虞。卒之市民安堵,风鹤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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