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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在国民公会,语言的放肆无度是理所当然的。在辩论中,威胁恫吓满天飞,而且相互碰撞,好比是大火中的火星。佩西翁:“罗伯斯比尔,说正题!”罗伯斯比尔:“正题就是你,佩西翁,我这就说,你等着吧。”一个声音喊道:“处死马拉!”马拉说:“马拉死了就再没有巴黎了,巴黎死了就再没有共和国了。”比佑-瓦雷恩站起来说:“我们要……”巴雷尔打断了他:“你的口气像国王……”有一天菲利波说:“有人向我拔出了枪。”奥杜安说:“议长,你叫凶手遵守秩序。”议长说:“等一等。”帕尼说:“议长我请你遵守秩序。”人们哄堂大笑。勒库安特说:“尚德布的本堂神甫状告主教福谢,因为主教不许他结婚。”一个声音说:“我就不明白,既然福谢有情妇,为什么不许别人娶老婆。”另一个声音说:“神甫,娶老婆吧!”观众也参加对话。他们对大会以亲密的“你”相称。有一大,代表吕昂走上讲台,他的屁股这半边比那半边大得多。一位旁听者喊道:“朝右边转过来呀,你不是有大卫式的半边屁股吗①?”人民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和国民公会说话。然而有一次,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一日,在一片嘈杂中,议长下令逮捕了一位阻碍发言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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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吕昂及大卫均为山岳派。大卫的画作中有相当现实主义的裸体画。

  有一天--老比奥纳罗蒂是这次会议的见证人--罗伯斯比尔发言,讲了两个小时,有时死盯住丹东--这是很严重的--有时斜眼瞧着丹东--这更糟糕。他用密集的火力猛击丹东,最后气势汹汹地说了许多充满杀气的话:“我知道谁是阴谋家,我知道谁行贿,谁受贿,我知道谁是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上。他们听见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们,我们盯住他们。让他们瞧瞧自己头上吧,那里有法律的利剑;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良心吧,那里有他们的耻辱。他们得小心点!”罗伯斯比尔说完后,丹东脸朝天花板,眯着眼睛,一支手臂从椅背上垂下,整个身体向后仰,哼哼道:

  卡代·鲁塞尔②夸夸其谈

  不长的话就叫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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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一七九二年流行于革命军中的民歌。

  于是诅咒铺天盖地而来:“阴谋家!”“凶手!”“恶棍!”“捣乱分子!”“温和派!”人们对着布鲁多的胸像相互揭露。斥责、辱骂、挑衅。双方怒目而视,挥舞拳头,露出短枪和匕首。讲台上火光熊熊。有些人慷慨陈词,仿佛背后是断头台。人头起伏摆动,既惊恐又可怖。山岳派、吉伦特派、斐扬派、温和主义派、恐怖主义浪、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十八位散君教士。

  所有这些人都是随风四散的青烟!

  (十一)

  人们随风摆动。

  但这是奇风。

  成为国民公会之一员,就是成为大洋中的一个波浪。大人物更是如此。推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中有一种意志,它是所有人的意志,又不属于任何人。这个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驾驭的巨大思想,它在上空的暗处吹动。我们称它为革命。当这个思想经过时,有人被压倒,有人被抬起,有人像泡沫一样被吹走,有人撞到礁石上粉身碎骨。这个思想知道自己去哪里,而且推着深渊前行。将革命归之于人,就等于将潮汐归之于波浪。

  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你可以说它好或环,这要看你期望的是未来还是过去,但是你必须让做它的人去做。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互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签名的是人。七月十四日签名的是卡米耶·戴穆兰,八月十日签名的是丹东,九月二日签名的是马拉,九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格雷瓜尔,一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罗伯斯比尔。然而,戴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比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神,有一个面具,命运。罗伯斯比尔是信仰神的,当然!

  革命是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现象从四面挤压我们,我们称之为必然性。

  面对这种令人不解的、错综复杂的善行与痛苦,历史提出了: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无所知者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者的回答。

  在这些既蹂躏文明又使之复苏的灾难性关口前,很难对细节作出判断。根据结果来责怪或赞扬人,就好比根据总数来责怪或赞扬数字。该来的一定来,该刮的风一定刮。这种劲风不会破坏永恒的宁静。真理与公正始终在革命的上方,宛如风暴之上的星空。

  (十二)

  这就是巨大的国民公会;它好比是人类在四面黑暗的袭击下所维护的营地;它好比是被包围的思想大军在黑夜里发出的火光;它好比是深渊峭壁上一座巨大的精神营地。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相比,它既是议会又是群氓,既是正式选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既是法庭又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随风而倒,但这风出自人民之四,它是神的气息。

  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国民公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会停下来沉思。这些巨大的影子所到之处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 幕后的马拉

  正如他对西蒙娜·埃弗拉尔所说,在孔雀街会谈的第二天,马拉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马拉派侯爵,路易·德·蒙托,他后来赠送国民公会一座顶上有马拉胸像的十进制座钟。

  马拉进来时,夏博刚刚走近蒙托,说道:“前贵族……”

  蒙托抬起眼睛:“为什么叫我前贵族?”

  “因为你就是前贵族。”

  “我?”

  “你不是侯爵吗?”

  “从来不是。”

  “呵?”

  “我父亲当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说些什么呀,蒙托?”

  “我不姓蒙托。”

  “那你姓什么?”

  “我姓马里邦。”

  “其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夏博说,接着又从牙缝中漏出一句话,“谁都抢着说自己不是候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道上站住了,瞧着蒙托和夏博。

  马拉每次来都引起喧哗,但离他很远,离他近的人们则默不作声。马拉不在乎,他蔑视“沼泽里的呱呱叫声”。

  在下排阴暗的座位上,瓦兹省的库佩、普目内尔、维拉尔(主教,后来是法兰西学院院土)、布特鲁、佩蒂、普莱复水、博内、蒂博多、瓦尔德吕什都相互指着马拉。

  “瞧,马拉!”

  “他没生病?”

  “是生病了,瞧他穿着睡饱。”

  “睡袍?”

  “可不是!”

  “他这人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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