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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这晚上,她头一次明白,在这个迄今为止只有她受到崇拜受到恭维、欢迎、爱慕的这间客厅里,另一个女人,她的女儿在取代她的位置。她是在感到所有的赞颂言论都朝着安耐特时,明白了这一点的。在这个王国——一个漂亮女人的房子里——对她的爱戴从不受任何干扰。从这里她曾审慎而坚决地清除了任何令人生畏的对手,只在为了使之臣服时她才允许能匹敌的对手进来。而现在她清楚地看到她的女儿即将成为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当所有的眼睛都转到了贝尔坦抓着手站在她画像前的安耐特身上时,那一阵揪心真是多么不同一般。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完结了,被剥夺了,退位了。所有的人都看着安耐特,谁也没有再转过头来看她!她已经太惯于听恭维话和颂扬话,每次人们仰慕她的画像时,她对那些颂扬词句是如此确信,虽然根本不当一回事,但心中仍然觉得痒痒的,以至这次的被舍弃,这次未曾料到的被挫败,这种赞叹的范围一下子全归到她女儿名下,使她感受到的激动、震惊和痛苦比由任何对手在任何场合所能造成的都更严重。

  可是由于她有一种天性;就是在任何危机情况下经受初次挫折后就自省、就斗争,并能找到些自我安慰的理由。于是她就想,一旦她亲爱的女儿结了婚,不再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她就无需承受这种没完没了的比较。在她朋友们目光下的这种比较开始对她变得太难熬了。

  然而,这个打击对她太厉害了。她激动不安而且难以入睡。

  早晨醒来时她很累而且腰酸背痛。于是产生了一种想得到支持、得到帮助的迫切要求,想得一个能治疗她所有这些痛苦,所有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苦难的人的帮忙。

  她感到自己确实太难受、太虚弱,因此她起意要找医生商量。她说不定会变成重病,连续几小时处在这种痛苦和平静交递的情况是反常的。因此她让人赶快去请他,自己等着。

  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医生到了。这是一个上流社会里的大医生,他的勋章和街头保证了他的才干。他的本领至少等于常识,他说话的技巧比药剂更能击中女人的痛苦。

  他进来行过礼,看了看他的病人,于是带着微笑说:

  “瞧,这不严重。有您这对眼睛的,从不会病重。”

  她立刻对他的这种开场白表示感谢,并向他说明她的虚弱,她的神经紧张、忧郁,最后轻描淡写地指出使她不安的坏气色。他在用一种注意的神气听完了她说的以后;除了胃口以外没有再问别的事情,看来他很清楚这类女人病痛的奥秘性质。他对她作了听诊,观察了她,用手指揿揿她肩上的肉,抬抬她的胳膊。无疑他摸到了她的思路,而且以职业医生能揭开一切借口的精明,懂得她之找他顾问主要是为了她的美貌,其次才是健康。他说:

  “是的,有点贫血,有些神经性烦恼。这没有什么可怪的,既然您刚经历了一场重丧。我来给您开点儿药,它就能治好这。可是最重要的是吃些补品,喝些肉汁,不要喝水,但是可以喝啤酒。别让您熬夜劳累自己,但要尽量多走动走动。多睡,长胖一点。这是我能给您的全部劝告,夫人和美丽的顾客。”

  她热忱关注地听他说,努力猜出话里的话。

  她抓住了最后一句要紧话。

  “是的,我瘦了。我一度曾太胖了一点,而我可能是开始节食把我弄虚弱了。”

  “肯定是的。要是一直都瘦的话这不碍事,但是有意减肥,常会对某些方面有碍。这点,很幸运地也很容易恢复。再见,夫人。”

  她已经觉得好了些,轻松些了。于是她叫人到总卖店里去找他指定的啤酒供午餐时喝,那儿能有新鲜些的。

  当贝尔坦被引进来时,她正从桌旁站起来。

  “又是我,”他说,“老是我。我来问问您。您一会儿有事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为什么?”

  “那么,安耐特呢?”

  “也什么都没有。”

  “那么,四点钟的时候你们能去我那儿吗?”

  “可以,可是干什么?”

  “我在为我的《梦幻》起草,我曾在问您能否让您的女儿花点时候摆个样子时提到这张画。要是今天能为我安排上一个小时,那会帮我大忙。”

  伯爵夫人对此有些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烦恼。但她还是回答说:

  “明白了,我的朋友,我们四点钟会到您那儿。”

  “谢谢,您就是善心。”

  于是他回去准备画布,研究主题免得让那位模特儿有丁点儿疲倦。

  伯爵夫人接着就独自走出去完成她的采购工作。她走到了中心区的那些大马路而后到马莱斯埃伯大道,慢步走着,因为她觉得脚都快要断了。当她走过圣·奥古斯坦教堂时,她突然打定主意到教堂里去,并且到那儿休息一会。她推开了有软垫的大门,舒畅地吸了一口教堂大殿里的清凉空气,找到一张椅子坐下。

  她和许多巴黎的妇女们一样是信教的。她们毫不怀疑地信仰上帝,没法相信宇宙能没有一位创造者而能存在。但是和所有的人一样,同时都对那位神只赋以她看见过的被创造物的特征,她将她的永生上帝按她对他的作品所知加以人格化,而对这位神秘的创造主的实际能否存在并没有很清晰的概念。

  她对之信念坚定。理论上是崇拜它的,却又隐隐对他有些害怕,因为她心中全然不知他的目的和意志。对那些教士,她的信任有限;她将他们一律看成违抗兵役的乡下人的儿子。她的父亲是巴黎的中产阶级,曾未给她灌输过任何有关信仰的教旨。直到她结婚为止,她一直对此漫不经心。

  从此,她的新地位给她更严格地规定了对教堂的表面义务,她对这种轻松的约束严格遵守。

  她是许多托儿所的女施主而且是十分慷慨的。星期天的弥撒她从不缺席一小时,自己直接作布施,并且在社会上通过她的堂区教士,一位副神甫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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