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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谁会相信,紧接着这样辉煌的日子后面的那一夜,对我竟是焦灼而又尴尬的一夜呢?一想到要觐见,我首先想到此后我需要常常往外跑,当晚看戏时,这种需要已经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明天,我在长廊里或者在国王的房子里,跟所有那些显贵在一起,等候国王陛下走过,这种需要将会使我痛苦难当。这个毛病一直是使我避免社交,阻止我和贵妇们呆在屋里的主要原因。我只要一想到这种需要可能使我陷入的窘境,我就急得难忍,忍不住就得闹笑话,而我是宁死也不愿闹笑话的。只有尝过这种滋味的人才能了解到不敢冒此危险的畏惧心情。

  然后我又想象到了国王面前,被介绍给国王陛下,陛下惠然停了下来,对我说话。在答话的时候就需要准确、镇定。我这该死的腼腆,连在最不足道的生人面前都会使我手足无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会饶过我吗?会使我在恰当的时候讲出恰如其分的话吗?我很想既不放弃我已经习惯的那种严肃的态度和口吻,同时又能表示出我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所给的荣宠深知感戴,因此我就应该在堂皇而又恰当的颂词中蕴藏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要想预先准备好巧妙的回答,就必须猜准他可能对我说些什么话,而且,我深信,就是猜准了,一到他面前,我预先想好的话连一句也是想不起来的。这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万一在我慌乱之中又把我平时那些蠢话露出一句半句,我会成个什么样子呢?这种危险使我惊慌、害怕、颤抖,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让自己出这个丑。

  诚然,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而且谁能保证年金准能发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办啊!又得向多少人恳求啊!为保持这笔年金,会比不要这笔年金添多少麻烦,招来多少不快。因此我觉得放弃这笔年金,就是采取一个合乎我的生活原则的决定,要实际,不要面子。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别的人,我只以健康为理由,当天早上就走了。

  我这一走可轰动了,遭到了普遍的谴责。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众口一辞,指责我的行动是出于愚蠢的骄傲。这使任何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满足。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便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自己怎样看入了迷。他告诉我说;“国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国里最不入调的嗓子,一个劲儿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不出半个月,《乡村卜师》还要再演一次,这第二次的演出将在全体公众面前证实初场的圆满成功。

  两天后,晚上九时左右,我正走进埃皮奈夫人家,准备在那里吃晚餐,忽然在门口看到一辆马车迎面而来。有个人从马车里向我拍手,叫我上车。我上去一看,原来是狄德罗。他跟我谈起年金的事,显出十分热中的样子,我简直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对这种问题会这样热中。他并不认为我不愿觐见国王是什么罪过,但认为我对年金那么漠不关心倒是罪不容赦。他对我说,如果单为我自己打算,不关心实利倒也罢了,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打算而不关心实利就不应该,我有责任不放弃用任何可能的正当方法为她们谋求生活费用。由于人家究竟不能说我已经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坚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给我,我就该提出请求。并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弄到手。尽管我感谢他的热心,却并不欣赏他那些至理名言,我们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发生过的争吵一直都是这一类的,他硬要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做。

  我们分手时,时间很晚了。我要领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饭,他硬不肯。我本想把我所喜爱的人都联合起来;出于这个愿望我在不同的时机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带到他的门口,而他却给我们吃了闭门羹,总是不肯见他,而且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用鄙夷的语气。只是在我跟她,后来又跟他闹翻了之后,他们两人才有了交情,他才开始在说起她的时候带着钦敬的心情。

  从那时候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就仿佛努力要离间我那两位“女总督”和我的关系了,他们暗示她们说,她们之所以不能更宽裕点,全是怪我不好,说她们跟着我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他们没法叫她们离开我,答应凭埃皮奈夫人的情面,给她们找个食盐分销站、烟草公卖店之类的工作。他们还想把杜克洛和霍尔巴赫拖进他们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绝跟他们走。这整套把戏,我当时已经感到了一点,但是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我时常抱怨我的朋友们这种盲目而多事的热忱,象我这样病魔缠身,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把我投进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们自以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实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只能给我带来不幸。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卜师》在巴黎演出了。在这以前,我抽空写了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样,应该从头到尾都是表演的动作,而且是用一个题材贯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意见向歌剧院提出的时候,人家连听都不肯听,因此,只好照常例杂缀一些歌唱和舞蹈:这样一来,这个穿插尽管充满了许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剧减色,但只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我把热利约特的宣叙曲取消了,恢复了我原来的那首,也就是现在印出的那首。这段宣叙曲,我承认是稍微法国化了一点,也就是说,被演员们拖得冗长了一点,然而它不但没有使听众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绝不在咏叹调之下,听众甚至觉得至少写得和咏叹调一样好。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杜克洛,因为他是它的保护人。我并且声明,这将是我唯一的题献。但是我后来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题献,不过,他应该认为他有了这个例外,比没有这个例外还要光荣。

  关于这个剧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可说,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没有空闲时间在这里多讲了。也许有一天我在补编里还要谈到这些轶事。然而,尽管如此,有一则轶事我却不能不提一下,它与整个下文都可能有些关系。我有一天在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参观他的乐谱。当我浏览了各种各样的乐谱以后,他指着一部钢琴曲的集子对我说:“这是人家特别为我写的,都别有风味,也适合于歌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将来也永远不会看到。你应该选一首用在你的幕间歌舞里去。”我脑子里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题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当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碍于情面,就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之用。几个月后,当《乡村卜师》还上演的时候,我有一天到格里姆家,发现许多人围在他的钢琴旁边。格里姆一见我到,便立刻从他的钢琴那儿站起来。我无意识地对他的语架看了一眼,发现正是霍尔巴赫男爵那个乐曲集,打开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并保证永远不会离开他手的那支曲子。不久以后,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里正举行演奏会,我又看到那同一本乐曲集摊开在他的钢琴上。格里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从来都没有谈到过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干时日以后有谣言散布出来,说我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我也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乐辞典》,人们最后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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