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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我又遇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和他很久以前就相识了,他并且时常由衷地、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一次他热诚如故。就是他帮忙把我的几本书卖掉了,而且亲自或者托人为我写了几封很好的去巴黎的介绍信。我又会到了地方长官先生,他原是博尔德先生给我介绍认识的,这次我又通过他认识了黎希留公爵。公爵那时正途经里昂,巴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很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要我到了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果然去看了他好几次,然而,我认识了这样高的显贵——以后我还要常常谈到的——却始终未得到任何助益。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曾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时救过我的急。他曾借给我或赠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时常见面,我却一直没有还他,他也一直没有向我索取。不过我后来也送过他一件礼物,价值差不多相当。如果要讲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现在是在讲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可惜,这是两码事了。

  我再次见到了那位高贵、大方的佩里雄,这一回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慷慨豪爽,因为他给了我和他当年给予那好心的贝尔纳同样的馈赠:他给我付了驿车车费。我又见到了外科医生巴里索,他是天下第一位心地善良而乐善好施的人;我还见到了他疼爱的那位戈德弗鲁瓦,他十年来一直赡养着她。这位戈德弗鲁瓦除了性情温柔、心地善良外,几乎一无可取,但是任何人见到她就不能不对她表示同情,离开她就不能不感到怜悯;由于她已经到了肺痨病的末期,不久之后也就与世长辞了。一个人所爱的对象是怎样的性格,最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正天性了。你只要见过那温柔的戈德弗鲁瓦,你就会知道善良的巴里索是个什么人。

  对于这些善良的人们,我都感激。然而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由于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未尝一日忘怀,但是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却比用行动报答他们要困难得多。准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开始疏于音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这种羞惭和尴尬又反过来加重我的过失,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讯杏然,仿佛把朋友们全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雄简直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始终热肠如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把一个可爱的人儿忘掉。我又见到了她,感到格外喜悦,她在我的心头留下了极其温馨的回忆。这个人就是赛尔小姐,我在第一部里曾经提到过她,后来我住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和她再度相逢。我这次旅行,比较悠闲,因此和她相见的次数也比较多。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我也有理由相信她的心并不与我相反,但是她对我是如此信任,使我根本不能产生滥用这种信任的念头。她没有任何资财,我也是身无长物;我们的处境太相同了,不容许我们结合起来,而且我心里另有打算,根本不想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位年青的商人热内夫先生似乎很想赢得她的爱情。我在她家也见过他一两次,觉得他象个正派人,而且大家也都说他为人正派。我深信她和他的结合会是很幸福的,因此很盼望他能娶她。后来他果然娶了她。为了不致扰乱他们的纯洁爱情,我就赶快离开了,并衷心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无量。可惜我的祝愿在尘世只实现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结婚只两三年就死了。我在旅途中一直怀念她,我当时感觉到,后来每想起她时也感觉到,为义务和道德而牺牲固然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的回忆,作为补偿是绰绰有余的。

  上次旅行,我是怎样单从巴黎的不利的方面看这个城市,这次旅行,我也就怎样单从巴黎的辉煌的方面看这个城市。不过,所谓辉煌并不是指我的住所而言;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朋不远的科尔蒂埃路的圣康坦旅馆。糟透的街,糟透的旅馆,糟透的房间。然而在这旅馆里却曾住过许多杰出之士,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和孔狄亚克两位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我那时一个也没有遇到。不过我在那里遇到了博纳丰先生,他是个破脚绅士,好争讼,一副咬文嚼字的典雅派的样子。由于他,我认识了我现在最老的朋友罗甘先生。我又通过罗甘先生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在下面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博茨先生很好地接待了我。他爱学问,也有学问,但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她容光照人,而且有点矫揉造作。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在她的面前,我的样子显得十分笨拙。她的举止随随便便,更加重了我的羞涩感,一举一动都格外可笑。当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伸出叉子把她递来的莱谦而逊之地叉上一小块,因此当她把打算给我的菜碟交给仆人的时候,总是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笑。她没有料到我这乡下佬的脑袋里也并非空无一物。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这位雷奥米尔先生在每星期五学士院例会的日子都来他家吃晚饭。他把我的方案对他谈了,并说明我有意把方案送请学士院审查。雷奥米尔先生答应了,并向学士院提交了我的建议书,此事蒙该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我由雷奥米尔先生引进学士院,由他作了介绍。同一天,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就荣幸地在学士院里宣读了我早就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个大名鼎鼎的机关的确十分庄严肃穆,但我并没有感到象在博茨夫人面前那么腼腆,我的宣读和答辩都还应付得不太坏。我的论文成功了,并博得许多颂词,这些颂词既使我惊,又使我喜,因为我几乎不能想象,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内的人居然会有常识。被指定审查我的方案的委员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们当然都是杰出之士,但是没有一个懂得音乐,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我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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