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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虽然她只是对宫廷匆匆地瞥了一眼,但这也够使她对宫廷有所了解了。她在宫廷里始终保持着一些朋友;尽管有人在暗中嫉妒她,尽管她的作风和她的债务引起了一些闲话,她始终没有失去她的年金。她有处世的经验,又有使她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的善于思考的头脑,这也是在她谈话时最得意的话题,对于象我这样爱空想的人说来,听听她在这方面的教导实在比什么都有必要。我们一起读拉勃吕耶的作品。她喜爱拉勒吕耶的著作甚于拉罗舍福果的著作;后者带有悲观色彩,读来令人惆怅,特别对于那些不喜欢按本来面目看人的青年人,感觉更是如此。当她谈起大道理的时候,有时说着说着就没边儿了,但我不时地吻一下她的嘴唇或她的手,这样就有了耐心听下去,对于她的长谈也就不感到厌烦了。

  这种生活要是能够长久继续下去,那可实在太美了。这一点我感觉到了,但由于担心好景不常,我目前的幸福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妈妈一面开玩笑,一面研究我,观察我,询问我,为我的前途制订许许多多的计划,其实这些计划对我说来都是多余的。幸运的是,仅仅了解我的倾向、我的喜好和我那小小的才能还不算完,还必须寻找或创造可以利用它们的机会,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作到的事情了。这位可怜的女人对于我的才干的偏爱,也拖延了它们得以发挥的时机,因为这些先入之见使得她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一点儿也不迁就。总之,由于她对我的评价相当高,事情的进行倒都合我的心意,然而,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又不能不再三地降格以求,这样一来,就使我一刻也得不到安静。她有一个名叫奥博讷的亲戚来看她。奥博讷非常有才干,好要手腕,而且和她一样,具有作计划的天才,但他却未因此而破产——他是冒险家一类的人物。他刚刚向德·弗勒里红衣主教提出过一项发行彩票的详细计划,红衣主教未表示同意。于是他又向都灵的宫廷提出这一建议,结果被采纳了,并且付诸实施。他在安讷西勾留了一个时期,爱上了这里执政官的夫人。这位夫人是个很可爱的女人,我很喜欢她,到妈妈这里来的女人中间,她是我唯一乐意看见的。奥博讷先生看见了我,华伦夫人就跟他谈起我来:他答应对我进行一番考察,看看我适于干什么,如果他认为我还有才能,就为我设法安插一个位置。

  华伦夫人事先一点也不告诉我,她借口叫我去办点事,一连两三个上午派我到奥博讷先生那里去。他非常巧妙地引我说话,对我十分亲切,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他不仅向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且什么都谈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显得不是在观察我,也没有一点作假的样子,就好象他欢喜跟我在一起,要跟我毫无拘束地交谈。我对他倾慕极了。他观察的结果是:尽管我的外表很好,看起来仪表堂堂,神采奕奕,其实虽不能说是绝对低能,至少是没有多大才华,没有什么思想,差不多没有什么知识,一句话,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有限的青年,如果日后能在乡村当一个本堂神父就不错了,这就是我所能向往的最大目标。他在华伦夫人面前对我下了这样的断语。我得到这样的评语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但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评价曾屡次受到肯定。

  对我这样判断的原因,主要是与我的性格有关,所以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凭良心说,谁都知道,我是不能心悦诚服地同意这种判断的,不管马斯隆先生、奥博讷先生和许多别人怎样说,说句公道话,我是不佩服他们的。

  有两种几乎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在我身上居然结合在一起,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热烈而好冲动的激情,另一方面却是迟钝而又混乱的思想,差不多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简直可以说,我的心和我的头脑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感情比闪电还快,立刻充满了我的心;但是它不仅不能照亮我的心,反而使我激动,使我发昏。我什么都感觉到,却什么也看不清。我非常兴奋,却动作迟钝;我必须冷静下来才能进行思考。令人奇怪的是,只要给我时间,我也是足智多谋,既能深入分析,甚至还很细致;在从容不迫的时候,我也能作出绝妙的即兴诗,可是仓卒之间,我却从来没有作过一件恰如其分的事,也没有说过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就象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只有在下棋的时候才能想出好招儿,我唯有通过书信才能说出妙趣横生的话。当我读到关于萨瓦大公的一个笑话,说这位大公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转过头来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狗命。”我不禁想道:“我正是这样。”

  我不只是在谈话时感情敏锐,思想迟缓,甚至在我独自一人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思想在头脑中经常乱成一团,很难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思想在脑袋里盘旋不已,嗡嗡打转,象发酵似的,使我激动,使我发狂,使我的心怦怦直跳;在这种激动的情况下,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只得等待着。后来,不知不觉地这种海浪般的翻滚渐渐平静下去,这种混沌局面慢慢地打开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排列起来;但是这个过程很慢,而且是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混乱的动荡时期。诸位大概看过意大利的歌剧吧?在换场的时候,巨大的剧场是一片令人不愉快的混乱,而且时间相当长;所有的道具布景都混在一起,不管这儿还是那儿,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叫人看着心烦,好象一切都要翻个个儿似的;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有了安排,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长时间的混乱之后,随之而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场面。这种情况,和我要写作时脑袋里所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同。如果我善于等待,我就能把我所要表现的事物的美全部描绘出来,能超过我的作者恐怕没有几个。

  因此,对我来说,写作是极端困难的。我的手稿屡经涂抹和修改,弄得乱七八糟,难以认辨,凡此都可以证明,我为写作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在发排以前,没有一部手稿不是我誊写过四、五遍的。我手里拿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张,是从来也写不出东西的。我总是在散步的时候,在山石之间,在树林里,或是在夜间躺在床上难以成眠的时候,我才在脑袋里进行拟稿;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记性、一辈子都不曾背过六篇诗的人,写作起来该是多么迟缓了。所以,我的腹稿,有的段落要在我的脑袋里来回转五六夜才能胸有成竹地写在纸上。正由于这种原困,我的那些需要付出相当劳力的作品,比那些只需一挥而就的信札之类的东西,写得要好得多。书信体的笔调我一直没有掌握好,因此我写这类东西简直等于受罪。我每次写信,就是写一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也需要艰苦劳动数小时;如果要我立即去写下我所想到的事情,那就既不知道怎样开始也不知道怎样收尾了;我写的信总是又长又乱、废话连篇,读起来几乎不知所云。

  我不只是在表达思想方面有很大困难,甚至在领会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我曾对人们进行过观察,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眼前所看到的竞视而不见,而对于自己回忆起来的事情倒看得明晰清楚,我只是在回忆中才能显示出智慧。别人在我跟前所说和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

  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的思考力还这样掌握不住,那么,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就更可以想见了,因为在谈话中,要说得得体,必须同时而且刻不容缓地想到千百种东西。我只要一想到在谈话时还有那么多的礼节,而且自己准会漏掉一两处时,我就够胆战心惊的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因为在那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到所有在场的人,为了确有把握地不说出任何得罪人的话,需要知道每个在场的人的性格和他们的过去。在这一方面,那些久在交际场中活动的人是有很大便利的:他们对于什么话不应该说知道得比较清楚,因而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更有把握。虽然如此,他们还免不了无心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好象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叫他不说错话,即使只一分钟也是办不到的。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我觉得更为苦恼,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说话:人家对你说,你就必须回答,如果人家不说了,你就得没话找话。仅仅这种不堪忍受的窘况,就使我讨厌社交生活。我觉得没有比叫我立即说话,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更令人难受的了。我所以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受拘束的缘故,总之,硬要我找话说,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说出一些蠢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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