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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神骑士团游湖记(3)


  哎呀,我担心故事根本不是这么个讲法的。我想真正高超的讲法应该是在事故发生之前什么都不说。但假如你要写的是玛丽波莎,或者听说的是这个镇的事儿,那可就不一样了。假如你了解这个地方的话,你便会发现那一切太鲜明、太真实了——早上出游的欢欣与入夜时分的情景之间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你没法阻止它们同时跃入你心里,你没法不同时想到它们。

  不过别为那事故去操心——我们还是再回到那天早晨吧。

  船七点钟出发。关于这一点毫无疑问——不仅是七点,而且是七点正。《新闻邮报》上登的告示说:“船七点正出发。”米西纳巴街的电线杆上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噢,到印第安岛去!”结束语是:“船七点正出发。”码头上有一个大大的告示说:“船七点正准时出发。”

  因此一到七点钟,一分不差,汽笛便悠长而洪亮地吹响了,然后在七点十五分是三声短促而断然的鸣叫,而到了七点三十分汽笛变成了一声愤怒的呼唤——只有一声——此后紧接着他们就解脱了最后一根缆绳,码头上彩旗如云,于是“玛丽波莎美人号”启航了。太阳神骑士团的乐队准时演奏起来,《枫叶永不落》的乐声响震云天。

  我想所有的旅行团体在刚出发时都是一样的。在“玛丽波莎美人号”上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在船上跑上跑下,拿的不是甲板椅便是野营凳或食物篮,他们到处找地方,有中意的地方就在那儿坐下来,然后又担心别处的地方更好,于是又跑到别处找去了。大家都想找太阳晒不着的地方坐,而一旦如愿了他们又赌咒说他们可不愿为取悦任何人而冻僵,而那些坐在太阳底下的人则说他们花五毛钱可不是为了来挨一顿烧烤的。有些人埋怨说他们花五毛钱不是想来招一身烟炱,还有些人说他们可不愿花五毛钱来被推进器震得半死。

  不过很快就一切正常了。好像是人以群分似的,人们分别去了船上属于他们的不同地方。妇女们,那些年长的,全被吸引到了底层的舱房里,她们关起窗子,围着那张长桌子开始做针线活儿,过了不久,正如她们自己说的,她们便把舱房变得像家里一样了。

  所有的青壮小伙子和乐队里的大男人们都下到了船首的低甲板上,这儿放着大捆的缆绳和船锚,是船上最脏的地方。

  楼上的后甲板上站着莉莲·周恩和罗森小姐,后者是高中教师,手里拿着一本德文诗歌——我想是歌德的诗集——另外还站着那位银行出纳员和其他年轻男子。

  在船的中间位置,周恩牧师和盖拉格尔大夫站在栏杆边,在用双筒望远镜看岸上的景色。船首的驾驶室前头的小甲板上有一群老先生,坐在甲板椅里的是穆林斯、达夫和史密斯先生,坐在史密斯旁边的小凳上的是戈尔戈沙·金汉姆先生,他是玛丽波莎的殡仪承办者。参加这一类旅行是金汉姆先生的行为守则的一部分,他多多少少把这视为生意的组成部分——因为你永远也料不定在这类水上聚会上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穿的当然已不再是他那沉重的工作服,而是一身整洁的黑套装,但无论这身衣服把欢快和礼仪结合得如何恰到好处,它’总还是带着一丝焚烧掉的纸的味道。

  “是的,”金汉姆先生说,同时朝湖岸很随意地挥了挥他的一只黑手套,“我对这个湖很熟,非常熟。我几乎把湖的每个角落都跑遍了。”

  “是划独木舟吗?”有人问道。

  “不,”金汉姆先生回答说,“不是独木舟。”他的语调里好像有一种独特的隐晦意味。

  “我想,是划帆船吧。”另一个人说道。

  “不,”金汉姆先生说,“我不会驾驶帆船。”

  “我从没见你来湖上玩过,根本没有。”史密斯插话说。

  “噢,不是现在,”金汉姆先生解释说,“那是多年以前,我来玛丽波莎的头一年。事实上那时候我几乎是整天整天地呆在湖上。说到使人胃口大开、身强体壮,没有比那更棒的了。”

  “你当时是在野营吗?”史密斯先生问道。

  “我们晚上野营,”殡仪承办人认可说,“不过我们白天几乎都耗在了湖上。你知道,我们在湖上寻找一个从城里来度假、单独乘独木舟的冤鬼。我们在湖上捞他的尸。我们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就起床了,先在岸边烧一堆火做早餐,然后就点着烟带着网到湖上打捞去了,一去就是一整天。那段日子可真了不得。”金汉姆先生说最后一句时露出留恋的神色。

  “你们找着他了吗?”另外两三个人问道。

  金汉姆先生停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们的确找到他了,”他回答说,“就在马蹄岬那边的芦苇丛里。不过那是白搭。他当场便对我大光其火。”

  说完金汉姆先生便陷入了沉思,他陷得那么深,致使船又航行了半英里还没有人打破沉默。

  诸如此类的谈话成了一路上消磨时光的好谈资——在船上的日子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话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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