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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与东京


  由东京上京都,一年里大约有两趟,不是专程去办什么事,只是随便出去走走。因为途经的地方很大,每去一趟,什么地方有了变化,就会一一映入眼中。道路的拓阔,时尚的变迁,食品店里的新发现,这类事时常会有。但比起这些来,最近又渐渐发现了这么一些不花上个五年十年功夫就弄不清的事,并且这些事,只有时常路经这里的外来者才明白,当地人就不见得了。譬如说,头一回来这里时觉得碍难赞同的事,到了第三第四次,结果发觉那是因为自己认识不足所致,并为此而闷闷不乐,但回到东京,却又会反过来,对原先一直以为是东京胜人一筹的东西感到了不快。但不管怎么说,我想,那些意欲从事些重要事务的青年和壮年,此时如不关注东京大阪在精神和物质上的主流性变动状况,筹划事务时就不免要出错。当下生活在东京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就跟猫眼似的,年年起着变化,大阪的物质状态也仿佛与之相颉颃似地变动不居。两个城市的变化并非完全没有条理,从内里看还是有条理的,但要事先作出预见却非常之难。生活在东京的人,近来为了什么事常常把“不安”挂在了嘴上,但不安并非是去年才突然莅临的东西。人没有哪一年会不感到某种漠然的不安。每年,当意识到自己的预想完全落了空,人便会念叨起不安来。这样的预想,通常谁都不可能年年碰上,所以谁要是说起自己是如何不安得难耐,便会有人出来告知说,是呵,他也是这样的。这一来,似乎不安就该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于是不安的精神就像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我遇到口称不安的人时,通常要问一声你究竟不安什么,回答是各人各样。虽然不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不安这件事却谁都确认无疑,换句话说,它表明谁都对事物要比原先思考得深刻些,不思考,就不会产生不安,因而,不安最足以表明我们对自己生活和精神所作的认真思考。干什么才好呢?这事有前途吗?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选择怎样的道路前行?这些谁都不清楚。因为谁都不清楚,懵懵懂懂的头脑凑在一起,现实就在时间里不知不觉变动着,意识到了现实随时间推移,在朝着谁都不清楚的方向变动,我想这就是导致不安的原因了。这不安老是变得让人更加难以捉摸。恐怕今年也是如此吧。由此,及时行乐的观念和佛教便并行不悻地盛行开来。反正谁都闹不清,都跟傻瓜似的,面面相觑。这世界早已命中注定,与其去费神思考自己实际的行为能力,还不如抢在头里,让自己和别人一道变得稀里糊涂的好。

  这是东京的情况。大阪则稍稍不同,大体只是物质上的不安。消除物质的不安,关键在于实际行动能力;如果比别人抢先一步变动,后面的当然会随之而起,一个动了,另一个也动了。如果变动出了错,此时与其考虑日后,还不如着眼当下。因而变动并不改变什么,反正停不下来,一直变动着的话,首先当下是太平的。大阪人的使命,便是使不变动的东西重新变动起来。要能造出变动的种子那该多好。不过,一旦出现种子断档的担忧,那么将来就开始被赋予了比当下重要的性质。大阪人中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实业家,这是个将当下置于首位而行事,并且处处获得成功的人,他对我说,那样做着的时候,要是琢磨这究竟好还是不好,那当下也好将来也罢,全都会变得黯然失色。我觉得,他的这份焦虑,在通常还很清醒的时候,大概是不容易产生的。

  无论东京还是大阪,对当下的精神和物质问题采取有力切实行动的人,不知不觉已有了和我相仿的年纪,渐渐成了日本东西两极的中枢人物。这对我的视力是一种估助。因为都是我的熟人,所以每次去大阪,我总是开了新的眼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像这样探寻和观察着每年所发生的变化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吧。现在,出门旅行让我最感愉快的,便是这个地方的传统,以及发生在这上面的变化。即使明了这一点,但由于回答我询问的人想法各异,我也遇到过不少如果不是做出别的判断你就会闹不明白的事。人到中年后,比起离奇的事,我变得更想了解实实在在的事。选择对象的方法也变了。正像看一幅画的时候,最能准确无误地识别其价值的地方只有一个。探求事物,寻找自己内心适当的位置,都不是容易的事。巴斯卡尔说,年龄这东西,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因为它们都不易作出正确的判断,道理多半也就在这里。中年的我们现在得以接近正确,便是因了年龄正当合适的缘故。因而对事物的探究越是费心血就越是觉得值得探究的,也要数这个年龄段独多。我想,不能错过当下这一时机。

  去年秋天,我去东北旅行。在以往,岩手县的米向来是日本最难吃的,根本卖不出去,以致极普通的磷酸钙都供不上,无奈之下,只得用手头的大量马粪来施肥,施下去的当年虽不见效,但五六年过后,效果就渐渐显得要比别的肥料好得多,时至今日,已从他乡传来了这样的话:哪儿的米都赶不上岩手的香。这样的事,也是非得花费时间才弄得明白的,同时,也是非得经由对米内行的人的品尝,才明白得了的。当我们谈论别的事时,是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得到种种意味深长的启发的。我在大阪也曾意想不到地听到过与此相似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丁稚奉公制度的改革。大阪的商业在此之前一直由丁稚奉公制度①唱着主角,但近来,由于丁稚奉公制度的瓦解和转换为公司,这一根深蒂固的主角也不得不发生点变化,现在是公司职员与丁稚之间的竞争,要是全部改为公司职员制,自然就会变得和东京一样,大阪人的生活理想就会和从前大相径庭。这样一来,同样都是由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便将无可奈何地遭到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大幅度兼并,由此,与东京人一样,他们在精神上的不安色彩也将因此而加重,随之,思想性的思索方式也同样肯定会遭到大幅度的兼并,结果是,行动时只管行动、无须担忧遥远将来这种大阪人一贯的思路,也将就此告终。不管怎么说,由于今日东京和大阪在生活能力上的差异影响着整个日本,因而如果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在趋于接近和相互容让,那以后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再进一步讲,大阪和东京一旦趋同后,循守本地传统的区划性势力和外来者之间的对峙,便将变成这两个都市所共有的习性,它们将渐渐变得跟巴黎一样。对一直居住在东京、几天前才来到大阪的我说来,连最难理解的港口所特有的气息也已让我有了充分的了解。这地方,日后肯定会成为巴黎的雷德·高旭,就像异国之物,使人难以亲近。丁稚奉公的瓦解迹象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出现,大阪人也无法老是安安闹闹过日子了。有人认为,即使大阪像东京一样变成欧洲的公司制,大阪人还是属于跟东京人有所不同的另一种人。果真是这样吗?精神这东西,在制度面前是出乎意料的脆弱,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能自信地作出断言的人,我以为在今天的大阪人中已所剩不多。所谓穷途末日,便出现在心灵总被法则死死支配着的时候。在思想界,欧洲法则的陷入僵局,造成了Shestov②的不安的思想,从而对法则竖起了反抗的旗帜。二二非四,这是东方的长处。现在的大阪,是对法则的屈服还是反抗呢?这不管如何都是件好事。目前,不管什么事,都只有中枢人物在暗自为之苦恼着。

  ①日本的一种雇佣制度,丁稚原抬江户时代在官吏或商人家做佣人的少年,通常在十岁左右经人推荐或经交易所介绍到主家做杂役和听差,食宿由主家负担,但除盂兰节和过年时发些服装和零用钱外,没有任何报酬。

  ②Shestov(1866—1938),俄国哲学家、批评家,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鼓吹非事性的、虚无的、绝望的哲学,在一次大战后的思想界颇有影响,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代表作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悲剧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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