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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瞧,”我又说,“并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们正沿着葡萄牙海岸向上开。不远就是法国和英国。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逃脱的机会的。瞧!如果鹦鹉螺号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向南航行,把我们带到没有陆地的地方,那我现在就会和您一样担忧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尼摩船长并不避开那些开化的海域,而且几天后,我相信您完全可以多几分安全地行动。”

  尼德·兰更是直愣愣地盯着我。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就在今晚。”他说。

  我倏地站起来。我得承认,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我本想回答他,但说不出话来。

  “我们已经说过了要等机会,”尼德·兰说,“机会,我等到了。今晚,我们将到离西班牙仅几海浬的地方。夜色昏暗,又吹着海风。阿龙纳斯先生,您有言在先,我相信您。”

  看到我一直沉默不语,加拿大人站起来,向我走过来说:“今晚九点。我已经通知康塞尔了。那时,尼摩船长在他自己的房里,他可能上床睡觉了。机械师和船组人员都不会看到我们;我和康塞尔走上中央扶梯。您呢,阿龙纳斯先生,您留在离我们两步之遥的图书室里,等待我的信号。桨、桅和帆都在小艇里了。我甚至放了一些食物了。而且我已经弄到了一把扳手,用来拔掉将小艇固定在鹦鹉螺号船身上的螺丝。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今晚见。”

  “海上情况很恶劣。”我说。

  “我知道,”加拿大人回答,“但应该冒险。自由必须付出代价。再说,小艇很结实,在风浪里走几海浬并不算什么。谁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到百里之外的海里去呢?但愿情况对我们有利,在十至十一点之间,我们要不就在陆地上某一处登陆,要不就是死亡。那么,让上帝保佑我们吧,今晚见。”

  话毕,加拿大人退了出去,我几乎发呆了。我曾经想过,在必要时候,我会有时间考虑和争论的。但现在我那固执的伙伴不允许我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好说呢?尼德·兰百分之百地有理由。这可以说是个机会,他要利用它。难道我能反悔,和背上为了纯粹个人的利益而损害我的同伴的前途的罪名吗?况且明天,尼摩船长难道不会把我们带到海洋深处吗?

  这时,一阵相当尖利的笛声响起,我意识到船上的储水器又装满了水,鹦鹉螺号返回大西洋底了。

  我待在房间里。我想避开船长,不让他看到我内心的波动。我这样度过了多么忧愁的一天啊,在恢复自由的渴望和离开鹦鹉螺号而使我的海底研究半途而废的遗憾之间徘徊!这样离开这个海洋——“我的大西洋”——我喜欢这么称呼它,没有观察它的低层情况,没有揭示我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底揭开的那些秘密!到手的鸭子从的我手里飞掉,我的梦在最美妙的时候被打断了!多少难捱的时光就这样流逝了。有时,我希望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安全地回到陆地上,有时又不顾自己的理智,希望出现某个意想不到的情况阻止尼德·兰实施他的计划!

  于是我两次回到客厅里看罗盘。我想知道鹦鹉螺号的航向是靠近,还是远离海岸。但两者都不是!鹦鹉螺号总是保持在葡萄牙领海里,沿着海岸向北走。

  那么,必须下定决心准备逃走。我的行李并不重。除了我的笔记本,一无所有。

  至于尼摩船长,我心里估量着,他对我们的逃跑会怎么想呢?这可能引起他怎样地不安,给他带来怎样的危害呢?而且,在逃跑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两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呢?无疑,我是丝毫不埋怨他的;相反,我要感激他,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热忱待客。但离开他,并不能说我们是忘恩负义,因为并没有什么契约把我们和他束缚在一起,而仅仅是客观环境的力量,而不是我们的约言。但他那种公开承认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他的船上的想法,正能说明了我们种种的逃走企图都是合理的。

  自从我们参观了桑多林岛后,我一直没再见过船长。在我们逃走之前,该让我见上他一面吧?可是我既想见到他,又害怕见到他。于是我聆听着,看是否能听到他在我隔壁房间里走动的声音。可是没任何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房间应该是无人的。

  于是,我终于想到,这位奇怪的人物是否在船上呢?自从小艇为了一项神秘的任务离开鹦鹉螺号的那天晚上起,我对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的看法稍有所改变。我想,不管尼摩船长嘴上说过什么,他应该是和陆地上还保持着某种联系的。他难道从来不离开鹦鹉螺号吗?整整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点也见不到他。这段时间里,他做了些什么呢?我原以为他是那样愤世嫉俗,而他现在难道不是到远方去做某项性质至今不为我所知的秘密行动吗?

  这些想法,和其他的各种想法千头万绪地纠缠着我。在我们所处的奇特环境下,这样的猜测总是没完没了的。我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苦恼。这一天的等待彷佛是无穷无尽的。我焦急万分,时间过得太慢了。

  像往常一样,我在我的房间里用晚饭。因为过度忧虑,我吃不下饭。七点钟,我离开了饭桌。离我和尼德·兰汇合还有一百二十分钟——我数着数着,就越发激动,脉搏猛烈地跳动。我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希望通过运动来减轻我心里的烦躁。对于我们这次采取鲁莽的行动可能带来的死亡的后果,我心里毫不在乎;但一想到行动之前被发觉,被带到暴怒的、或因我的背信弃义而难过的尼摩船长的面前,我的心就七上八下的。

  我想最后一次看看客厅。于是我走过长廊,来到了我曾经度过了多少欢乐和有用的时光的陈列室里。我看着所有的财宝,所有的珍藏,就像一个被判终生流放、永不得返回的人在被流放前的一夜一样。这些自然的奇珍,艺术的杰作,我的生命中有多少个日子是在它们之间度过的,而我将永远离开它们。我本想透过客厅的玻璃窗再搜索一下大西洋的海水。但嵌板紧闭着——一块铁板就把我和我还未相识的这个海洋分隔开。

  我这样浏览了一遍客厅,然后走向那扇精心设置在墙隅的、通向尼摩船长房间的门边。门是半敞开着,我大吃了一惊,不情愿地往后退。如果尼摩船长在房间的话,他一定能看到我。然而,一点声响也没有,我又往前一靠,房间空无一人。我推开门,向里面走了几步。房间里总是那样的苦行僧式的简朴。

  这时,几幅挂在墙壁上的铜版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记得我第一次参观这个房间时是没见过这些画。这是一些肖像画,一些终生忠实地献身于人类的历史伟人的肖像画,有哥修斯哥【波兰大将,起义拥护波兰的独立。】这位在“波兰完了”的喊声中倒下去的英雄,波查里斯【希腊独立战争的英雄。】这位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国王,在抵抗波斯的侵略中战死。】,爱尔兰的捍卫者奥康尼德尔【鼓吹爱尔兰独立的志士。】,北美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者马宁,倒在黑奴制拥护者的枪口下的林肯,最后是黑人解放运动的殉道者约翰·布朗,他被吊在绞刑架上,就像维克多·雨果笔下描写的悲惨场面一样。

  那么这些英雄的心灵和尼摩船长的心灵有什么相通之处呢?我最终能否从这些肖像中发现他生平的秘密呢?难道他是被压迫民族的捍卫者,奴隶民族的解放者?难道他参加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政治动乱或社会动乱?难道他曾经是可怕的而可悲可泣的北美内战的英雄之一?

  突然,时钟敲响了八点。钟锤敲在铃上的第一声声响打断了我的遐想。我颤抖了一下,房间里彷佛有一只看不到的眼睛在窥视我的心灵最深处,我急忙离开房间。

  回到客厅里,我往罗盘上一看:我们的航向始终是向北,测速器标出我们的航速是中速,压力表指示在六十英呎左右。这时候真是加拿大人实行计划的好时机。

  于是我回到房间,穿上了暖暖的海靴、水獭帽和海豹里皮真丝外套。一切准备就绪。我等待着,伸长耳朵聆听着。我想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告诉我尼德·兰刚刚在实施逃跑计划时被发觉呢?可是只有机轮的晃动打破了船上的沉寂。我担心不已,我想尽量保持平静,但是徒然。

  九点差几分了,我把耳朵贴到尼摩船长的门边。里面一丝声音也没有。于是我离开房间,回到半黑半亮着但里面空无一人的客厅里。

  我打开通向图书室的门,里面一样光线不足,冷冷清清地。我站在对着中央扶梯的门边,等待尼德·兰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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