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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皮记》


  初版序言①

  (1831)

  ①此版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一日由戈斯兰书屋发行。

  创作的性质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个性,这样的作者无疑很多。在他们身上,作品与人完全是一回事。但是也有这样的作家,其心灵与生活习性与其作品的形式与内涵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要辨认出一位艺术家心爱的思想与其创作中的奇思异想之间相似的程度如何,并不存在任何确定的规律。

  这种一致或不一致是人的精神本质之所致。精神本质的作用,古怪而又神秘,好比人类的生殖繁衍,完全无法预料。

  有机体的诞生与思想的产生是两项尚未被人理解的神秘事物,这两种创造物与其创造者之间是相象还是迥然不同,对于肯定或否定其父系的合法性,都证明不了多少东西。

  彼特拉克,拜伦爵士,霍夫曼和伏尔泰是自己天才的产物,而拉伯雷这个饮食很有节制的人却与其漫无节制的文风以及其作品中的形象完全不相符……他一面喝着清水,一面吹嘘“九月泥”①,正象布里雅-萨瓦兰自己吃得很少,却对佳肴美馔极尽颂扬之能事一般。

  ①“九月泥”指葡萄酒。

  大不列颠可以引以自豪的最富有独创性的当代作者麦图林也是如此。这位神甫为我们创作了《夏娃》,《梅莫特》,《贝特拉姆》。他本人儒雅风流,对女人十分殷勤,经常款待她们。这个构思出那么吓人的情节的人,一到晚上,便成了一个围着女人转的花花公子。布瓦洛也是如此,他那温文尔雅的谈吐与他那咄咄逼人的诗句的讽刺精神很不协调。大部分文体优雅的诗人都对自己外表的代雅满不在乎。雕塑家终日忙于将最美的人的形体照自己的理想固定出来,表现出线条那令人心荡神驰的力量,将零星的美的线条合在一处,而他们自己几乎个个衣冠不整地走来走去。他们蔑视修饰,将美的各种典型珍藏在自己的心灵之中,外表上毫不显露。上述诗人与这些雕塑家十分相象。

  人与其思想之间这种极富特色的割裂或统一,例子之多,不胜枚举。然而这一双重事实是如此确凿,如果再加以强调,倒会显得幼稚可笑了。

  弗兰茨·摩尔①是剧作家搬上舞台的最可憎可恶的人物,最阴险毒辣的恶棍。如果可以怀疑席勒的崇高心灵与弗兰茨·摩尔有某种相通,那还能有文学吗?……写出最凄惨的悲剧的悲剧作家,难道通常不是一些性格温柔,具有恬静、古朴的生活习惯的人吗?令人尊敬的杜西②就是证明。甚至直到如今,当你看到我们当今的法瓦尔③以最细致、优美和风趣的笔触描绘我国布尔乔亚卑微风尚中那难以捕捉的细节时,你几乎要说他是博斯平原上靠贩卖黄牛发财致富的一个心地善良的农民呢!

  ①弗兰茨·摩尔为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的人物,因他进行离间,使其哥哥卡尔不容于家庭而沦为强盗。

  ②杜西(1733—1816),法国悲剧诗人,改编了莎士比亚的数个剧本:《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奥赛罗》等。他是第一个将莎翁的作品介绍给法国观众的人。

  ③法瓦尔(1710—1792),法国喜剧作家及演员。“当今的法瓦尔”可能指的是斯克里布(1791—1861)。

  虽然制约文学风貌的规律难以把握,但读者在一本书与诗人之间永远不可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们不由自主地在思想中描绘出一个形象,塑造起一个人,设想他或老或少,或高或矮,和蔼可亲或心术不正。一旦将作者的肖像绘制完毕,一切便已定局。“他们已经完成了围城!”①于是,在奥尔良,你是驼背;在波尔多,你是金发男子;在布雷斯特,你弱不禁风;在康布雷,你五大三粗。在某个沙龙里,人们恨你,而在另一个沙龙里,你又被捧上了天。就这样,当巴黎人嘲笑梅尔西爱②时,他在圣彼得堡却是俄国人的降示神③。总而言之,你成了一个多种面目的人,是虚构的人物,由读者按照他的心血来潮给你穿衣戴帽,他几乎总是剥夺你的某些优点,而将他自己的毛病加在你身上。所以,当你有时听见人说以下这句话,你会感到不胜荣幸:

  “我想象中的他不是这样的!……”

  ①典出韦尔托神甫的一句名言。他写了一本关于罗得岛被围的书。草稿完成后,又发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但韦尔托拒绝使用,说:“我已经完成了围城!”

  ②梅尔西爱(1740—1814),法国作家,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对法国戏剧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于一七八一至一七八八年发表了十二卷的《巴黎画卷》,描绘了法国社会生活图景,在欧洲引起轰动。

  ③梅尔西爱并未去过俄国。

  对于公众这样作出的错误判断,如果本书作者需要表示满意,他也就不必议论写作生理学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了。那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听任人家将他视为文学绅士,道德高尚,明智谨慎,在上层社会受到器重。可惜,他已经蒙受老于世故、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恶名①,某些人把七大罪恶的一切丑行刻在他的脸上,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实际上在一个坏人身上,也不是一切都坏的。所以,他完全有理由出来纠正社会舆论对他的错误看法。

  不过,权衡一切之后,恐怕他宁愿接受应得的坏名声,而不愿接受不符合事实的美名。这个时代,文学声誉到底是什么呢?……无非是张贴在每个街角的红色或蓝色海报而已。再说,有哪一首美妙的诗歌会有幸与“巴拉圭-鲁牙痛宁”和什么“合剂”②一样家喻户晓呢?……毛病就出在他没有署真实姓名的一本书上。既然署真名要担风险,那么让他现在承认这本书是他写的好了。

  这部作品就是《婚姻生理学》。有人说,此书为一个年老医生所作,又有人说这是蓬巴杜夫人③手下一个荒淫的廷臣所作,或者是一个再不抱任何幻想,一辈子也没见过一个值得尊敬的女人的悲观厌世者所作。

  ①在巴尔贝里斯《1829至1830年批评界对巴尔扎克最初几部作品的态度》中,作者提到的评论与此均不相呼应。要么这只是口头流传的话,更有可能的是作者在这里开玩笑。

  ②“合剂”很可能指的是巴西生产的一种合剂,广告上说此剂对一切性病均有效。

  ③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作者过去常常以这些讹传自娱,甚至将其当作赞赏接受下来。但是如今他认为,虽然一个作家应该一言不发地接受纯文学的毁誉,但却不允许他怀着同样的忍气吞声去接受玷污他人格的诽谤。诬蔑对我们朋友的攻击比对我们自己的攻击还要厉害。当本书作者发现,他要努力摧毁可能会有损于他的舆论,所保护的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便克服了人们经常感受的那种相当自然的讨厌谈论自己的情绪。

  他决心摆脱不了解自己的多数读者,好让了解自己的少数读者感到满意。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他所引以为荣的某些朋友的友谊以及他为之自豪的几张赞成票。

  桑切斯①这个好心的耶稣会教士坐在一张大理石椅子上,写出了他那本名着《论婚姻》。在这本书中,他以精通夫妇关系法则的姿态,将肉欲的各种变幻无常交付宗教法庭审判,经由忏悔判决。如今,本书作者在这里要求桑切斯的可悲特权,人们是否会认为他自命不凡呢?哲学难道比神甫罪过更大吗?……声称自己过着十分勤劳的生活,是否等于狂妄呢?如果他出示一张出生证,证明他三十岁,是否更要受到责难呢?难道他没有权利要求不了解他的人切勿怀疑他的道德品质及对妇女的高度敬意,切勿把一个纯洁的人当成是玩世不恭的典型吗?

  ①桑切斯(1550—1610),西班牙耶稣会教士,着有《论婚姻》一书。

  虽然《婚姻生理学》的作者在前言中作了慎重的说明,仍有人对他进行毫无根据的诋毁。如果这些人读了这部新作,希望自己的立场保持前后一致,他们大概就会相信作者细腻多情,不亚于相信他过去的堕落无行。但是,正如过去的谴责并不令他伤心,如今的赞扬大概也不会使他洋洋得意。虽然他的创作可能会博得赞赏,他会因此而深受感动,但他拒绝将自己的人格交给公众去任意胡诌。不过,要让公众明白,一个作者可以构想杀人罪行,而自己并不是杀人犯,确实困难!……所以,作者过去既被指责为玩世不恭,现在若被认为是个赌徒,是个寻欢作乐、生活放荡的人,他也不会感到惊异。

  实际上,他著作之丰便可证明他深居简出,过着极有节制的生活。非如此,绝不会有丰富的思维活动。

  当然,他高兴的话也可以在此写上一段自传,说不定会激起对他的强烈好感。不过他自觉如今已经很受欢迎,不必仿效大量的“序言专家”去写那些自吹自擂之辞;他自认为写作态度认真严肃,用不着那样低声下气。何况,他也并非多病之躯,肯定是个蹩脚的序言主角。

  如果你们将作者的为人和生活习惯排除在作品之外,本书作者将会承认你们对他的作品具有充分的权威:你们可以指责这些作品厚颜无耻,可以斥责他用拙劣的笔法描绘有失体统的场景,摘录出有问题的见解,说他不公平地谴责社会,甚至将与他的文笔无关的毛病或灾祸强加在他的头上。在这些复杂的问题上,成功是最高的判决。到那时,《婚姻生理学》说不定会完全免诉。以后,这本书说不定还会更加为人理解,而作者有一天说不定会享受到被认为是一个品行端正、作风严肃的人的无比快乐。

  但是许多女读者得知《生理学》的作者年纪轻轻,象一个上了年纪的小职员那样循规蹈矩,象节制饮食的病人一样节制饮食,酒不沾唇,勤奋工作,一定会感到不满足,因为她们无法理解一个作风正派的年轻人怎能对夫妻生活的秘密了如指掌。于是那些指责又会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现。为了结束这场证明作者清白的小官司,只要他将不熟悉人类智力活动的人引导到思维的源泉上去就行了。

  虽然①这篇心理杂文受到序言篇幅的限制,但是可能有助于解释一位作家的天才与其外表之间所存在的莫名其妙的差异。当然,对这个问题,女诗人比作者本人更感兴趣。

  ①从这个“虽然”开始直到本序言倒数第三段结尾“新的指责”处,署名菲拉莱特·夏斯勒的《哲理小说及故事》导言亦使用了这一部分文字。这两段文字的不同处甚多,此处并未一一加以指出。最重要的几处将在夏斯勒的导言中注出。

  文学艺术以借助于思想重现人的本性为目标,在所有艺术中最为复杂。

  描绘一种情感,使色彩、光线、中间色调、细微差别再现,准确地显示出某个确定的场景,大海或风景,人或巨大建筑物,这是全部绘画艺术。

  雕塑的手段更受限制,只拥有一块石头和一种颜色来表现人体内最丰富的天性和情感。所以雕塑家将大量理想化的研究工夫隐藏在大理石下面,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思想包罗万象,更为广阔:作家应该熟悉各种现象,各种天性。他不得不在身上藏着一面无以名之的集中一切事物的镜子,整个宇宙就按照他的想象反映在镜中。否则,诗人甚至观察家都不会存在了。因为重要的不仅是目睹,还必须记得,并且用经过选择的辞句来点染自己的印象,用形象的全部魅力去装点它们,或者将最重要的感觉活生生地传达给它们……不过,本书作者不想陷入繁琐的亚里斯多德式推论,那是每一位作者为自己的作品、每一位学究为自己的理论所创造的。他提出文学艺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观察和表现组成,相信在这一见解上,可与一切有识之士——不论是高水平的还是低水平的——达成一致。

  许多杰出人物拥有观察的才能,却不善于赋予他们的思想以生动的形式;正如另外一些作家,他们枉有生花的妙笔,却缺乏洞察一切且过目不忘的那种敏锐和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的视觉与触觉来自这两种智能。一般的情形往往是:

  这个人善于动笔;那个人长于构思。这个人弹竖琴,却没有弹出一个催人泪下或令人深思的美妙悦耳的谐音①;那个人没有乐器,只能写出独自吟哦的诗篇。

  ①可能此处巴尔扎克暗指拉马丁的《和谐集》。该诗发表于一八三〇年,极为轰动,许多人竞相模仿。巴尔扎克反对这种模仿。

  这两种能力集于一身,便形成完美无缺的人了。但是这种罕见的可喜的结合还不是天才,或者简而言之,这尚未构成产生艺术作品的意愿。

  除了才华的这两个基本条件之外,在真正具有哲学家气质的诗人或作家头脑里,还发生一种精神现象,这种现象无法解释,非同寻常,科学也难以阐明。这是一种超人的视力,使他们能够在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中看透真相。或者,更胜一筹,这是一种难以明言的强大力量,能将他们送到他们应该去的或想要去的地方。他们通过推理创造出真实或看到描写的对象,或是对象向他们走来,或者他们自己朝对象走去。

  本书作者只限于提出这个问题的命题,并不寻找答案,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说明自己有道理,而不是演绎出一套哲学理论。

  因此,在写书之前,作家应该分析过性格,接触过各种风尚,踏遍了全球,体验过各种激情。或者,各种激情,各个国度,各种风尚,各种性格,自然的偶然现象,精神的偶然现象,这一切都来到他的思考中。当他勾画邓比代克斯小姐①的肖像时,要么他很吝啬,要么他一时怀有吝啬的感情。当他写《莱拉》②时,要么他是杀人犯,要么他怀着杀人的情感,要么将罪犯唤来,看他犯罪。

  ①司各特的小说《爱丁堡监狱》(中译本为《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人物。——作者原注。

  ②拜伦爵士的长诗。——作者原注。

  对此大脑-文学的命题,我们找不到中项。

  但是,对于研究人类本性的人来说,天才人物拥有这两种强大力量,这已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

  在大脑中,他轻而易举地在空间走动,正象昔日观察到的事物轻而易举地、忠实地在他头脑中再现一样。美好的事物依然带着从前抓住他的心的优美,丑恶的事物依然带着从前抓住他的心的最初的可恶可憎。他确实看见了世界,或者说他的心灵直觉般向他揭示了世界。这样,最热情洋溢地最准确不过地画出了佛罗伦萨的画家,从未去过佛罗伦萨。这样,某一个作家并未从达恩①走到撒哈拉亦能描绘出沙漠,其黄沙,海市蜃楼,棕榈树。②

  人是否有能力让宇宙来到自己的头脑中,或者说,他们的头脑是不是一种法宝,可以用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法则?……这二者是同样无法解释的谜,科学将长期犹豫不决,不知在二者之中如何取舍。确定无疑的是,灵感在诗人面前展现出无数变容图③,这些变容图又与我们梦境中那魔幻般的景象相似。梦也许就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强大力量无所事事时的自然表现!……

  ①巴勒斯坦地名。

  ②这里的画家和作家均指巴尔扎克本人。前者是指他在《逐客还乡》中描绘了但丁梦见自己故乡的情景;后者指他的短篇小说《沙漠里的爱情》。

  ③本意是指表现耶稣变容的画;此处指变幻莫测的图景。

  人们赞美这种了不起的本领,很有道理。一个作者,根据他的感官完善或不完善的不同程度,拥有的这种本领也有大有小。很可能,创作才能是上天掉在人身上的一点微弱的星星之火,对伟大天才的崇拜就是崇高的祈祷!……否则,为什么我们的崇敬要按照在他们身上闪烁的天国光辉的力度和强度来衡量呢?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的仰慕之情取决于伟大人物赋予我们的快乐程度及其作品的用处大小呢?……让每个人在唯物论与唯灵论之间作出抉择吧!……这一文学上的形而上现象把作者从个人问题上扯远了。

  虽然在最简单的作品中,甚至在《一撮毛里凯》①中,也有艺术家的劳动。常常一部纯朴的作品染上的mensdivinior②与一部宏伟的诗篇闪耀的这种气息一样多。但是本书作者不想仿效那几个将序言写成小《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③的当代作者的榜样,为自己写下这一雄心勃勃的理论。他只想为作者们争得教士自己审判自己的古老特权④。

  ①这是法国作家佩罗的一则童话。

  ②拉丁文:神的气息。本词来自拉丁诗人贺拉斯,意指“灵感”。

  ③《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为拜伦的长诗。此处巴尔扎克可能暗指《克伦威尔》的序言太长。

  ④旧制度下,教士犯下罪过由宗教法庭审判。

  《婚姻生理学》是为回到十八世纪那种细腻、生动、讥诮而又快活的文学所做的一次尝试。在十八世纪,作者并不总是正襟危坐;那时并不是动不动就讨论诗歌、道德和戏剧,却创作出了具有强大道德力量的戏剧、诗歌和作品。某些有识之士对我们如今破坏文物的行为感到厌倦,也看腻了大量石头堆积成山而没有出现一座高大建筑物的现象,他们在酝酿文学的逆潮流而动。本书作者极力促进这一文学运动。他对我国风尚的假正经和虚伪十分不解,而且拒绝给子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以吹毛求疵的权利。

  对当代作品的血淋淋色彩,现在怨声四起。凶残,酷刑,扔进大海的,上绞刑的,示众的,判刑的,各种暴行,刽子手,这一切都成为取笑的对象!①不久以前,公众对文学病院里收容的那些“生病的少年”,“康复中的病人”以及患忧郁症的宝贝儿再也不愿表什么同情了。他们已经向《忧郁的人》、《麻风病患者》和有气无力的哀歌诀别。他们对虚无缥缈的《抒情诗人》和空气中的精灵已经厌倦,正如今日他们对西班牙、东方、拷打、海盗和瓦尔特·司各特式的法国史已吃饱餍足一样。②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如果公众谴责那些试图使我们祖先大胆明快的文学重放光彩的作家所作的努力,那就势必希望野蛮人如洪水般涌来,烧毁图书馆③,中世纪重来。那么,作家们会更容易地重新开始那永无尽头的循环,人的思想就象游艺场的木马那样一圈一圈地打转转。

  如果《波利厄克特》④不存在,不止一个现代诗人能写出高乃依那样的作品,你们也许会看到这出悲剧同时在三个剧院大放光华,波利厄克特用《哑女》⑤的某个主旋律在滑稽歌舞剧里歌唱他的基督教信仰还不计算在内。总而言之,作家们对当今时代嬉笑怒骂常常很有道理。上流社会要求我们画出优美的图画么?其模特儿在哪里呢?你们衣着庸俗,革命失败,布尔乔亚高谈阔论,宗教奄奄一息,政权垮台,国王领半薪,这一切难道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值得给你们描绘出来吗?……我们如今只能冷嘲热讽。讽刺嘲笑,这是垂死社会的整个文学……所以,本书作者乖乖听从其文学生涯的命运摆布,对新的指责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

  ①巴尔扎克这里指的是当时黑色小说的泛滥,尤以一八二九年儒尔·雅南的《死驴和上断头台的女人》及一八三一年初欧仁·苏的《海盗凯尔诺克》为代表。

  ②巴尔扎克这里指的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及作家。谢尼耶爱写生病的少年,还有一大批诗人写哀歌模仿他;写“患忧郁症的宝贝儿”及东方的是夏多布里昂;写抒情诗人及空气中的精灵的是诺迪耶;写麻风病患者的是迈斯特;写东方和西班牙的,是雨果;写海盗的是库柏、欧仁·苏和巴尔扎克自己;写瓦尔特·司各特式的法国史的,是指那些模仿司各特的法国小说家。

  ③指奥马尔哈里发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

  ④《波利厄克特》(1643)系十七世纪法国悲剧诗人离乃依的悲剧。

  ⑤《波蒂奇的哑女》(1828)系斯克里布的剧作,由奥·贝尔作曲。

  他的作品中提到了几位当代作家的名字。他希望自己对这几位作家的人品及其作品的深深敬重不要受到怀疑。对于书中的出场人物,可能有人要说他们影射谁,本书作者对此也事先提出抗议。他致力于写出一些典型人物,而不是描绘什么人的肖像。

  最后,眼前的时代前进得这样迅速,精神生活到处蓬勃发展,以致在本书作者印刷自己著作的过程中,不少观念已经陈旧,已经为别人捕捉、表达出来了。他已经删掉了几个。

  保留下来的观念,他尚未发现别人已经写进作品中,无疑对他作品的和谐必不可少。

  初版跋①

  弗朗索瓦·拉伯雷这个博学而又循规蹈矩的人,善良的图尔人,更是希农人,说过:

  “德廉美修道院的人对他们的皮十分当心,而对忧愁很节制。”②

  多么精彩的格言!——无忧无虑!——自私自利!——永恒的道德观!……

  庞大固埃这个人物就是为宣扬这一道德观而塑造的。或者说,这一道德观就是为庞大固埃而创造的。

  本书作者该受到重重责难,因为他竟敢赶着一辆既无浇汁,亦无火腿、甜酒和下流话的囚车从阿尔科弗里巴③大师快活的道路上走过。这位大师是最无情的讽刺巨匠,他那永垂不朽的讽刺已经象抓在利爪中一样,紧紧抓住了人的过去和未来。

  ①这篇文字原载《驴皮记》初版第二卷末尾。

  ②此处的“皮”字与“忧愁”这个词的又一解为“装订用的轧花革”合在一起,正好是《驴皮记》的书名。

  ③这是拉伯雷用他的原名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十六个字母颠倒排列组合而成的笔名,发表《巨人传》前两卷时使用。

  本作品是都兰这温暖的国度里一个贫穷的路灯管理人为拉伯雷塑像底座献上的最谦恭的石块。

  第四版出版说明①

  (1835)

  ①这篇“出版说明”显然带有巴尔扎克的文风和思想的痕迹,这是一八三四年年底或一八三五年年初威尔代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上加的说明。

  这部著作已经有不少册上注明了是第四版,这一版就应是第五版了,但是实际上,这一版只是第四版。

  第一版,两册八开本,由乌尔班·卡奈尔和夏尔·戈斯兰书屋出版,于一八三一年初印九百册,卷首有序言。此序言在第二版中为作者取消。

  第二版于同年出版,三册八开本,由出版商戈斯兰独家出版。戈斯兰表示想分两次印刷,第二次印刷的就叫第三版。

  于是作者的作品冠以《哲理小说故事集》的总标题,卷首有菲拉莱特·夏斯勒的导言。第一版用人称圣奥古斯丁的字体印刷;第二次是用人称西塞罗的字体在科松印刷厂印刷,印了一千四百册。

  真正的第三版(号称第四版,其实不确),发表于一八三三年初,两册八开本,用的是人称菲尔曼·第多的十二号字,印厂是巴尔比埃,印了四百册。

  作者不愿染指任何商业上的招摇撞骗,不管它是多么无害人之心。希望出版者作出这一解释以恢复版本的真正顺序并且亲自证实。

  这一版经过认真修改,与前三版不同,总印数几乎达到四千册。我们之所以如此一丝不苟地指出印数和具体情形,是为了避免某些批评家对版数真实情况提出怀疑。根据作品不同,版数要么表明新潮的千变万化,要么表明作品持久受欢迎。

  如今,整部作品使用一个题目(《哲理研究》),从一开始作者就想将这个题目强加于它,可是一些庸俗的考虑一直反对。到底是些什么考虑,提它也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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