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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我能一口气喝完一瓶香槟,你敢和我打赌吗?”

  “你倒真有点急智!”毕西沃嚷着说。

  “他们都象车夫似的喝得烂醉了,”一个一本正经地把酒倒给他的背心喝的青年说。

  “是的,先生,现政府的高妙手法就是使舆论居于统治地位。”

  “舆论吗?那是最淫荡的妓女!你们这些道德家,政治家,要是听信你们的话,我们就只好不断地违背天性而偏爱你们的法律,违背良心而偏爱舆论。去你的,一切都是又真又假!要是社会给了我们绒毛软枕,它就一定会用痛风病来抵消它所给的恩惠,就象它用诉讼程序来缓冲法律的严峻,用伤风来作为开司米披肩流行的后果。”

  “你真是个怪物!”爱弥尔打断了愤世者的话头,“你怎么能对着这样的佳肴美酒,在把肚子填满到咽喉之后,来对文明进行诽谤?你要么就啃这只金黄蹄子金黄角的麅子,可别咬你母亲……”

  “如果天主教发生把一百万个上帝放在一个面粉袋里,如果共和国最后总要出现拿破仑这类人物,如果王权存在于亨利四世的被杀和路易十六的被判死刑之间,如果自由主义终于变成了拉法夷特①,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在‘七月革命’的日子里你吻过他没有?”

  ①拉法夷特(1757—1834),又译拉斐特,法国将军和政治家,他曾积极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并以自由保王派的身分参加一七八九年和一八三〇年的法国革命。

  “没有。”

  “那么,你,怀疑派,请闭嘴。”

  “怀疑派是最有良心的人。”

  “他们没有良心。”

  “你这是什么话!他们至少有两个良心。”

  “向天国要贴现,好啦,先生,你的生意倒真不错。古代的宗教不过是很好的发展了肉体的快乐;可是,我们呢,我们却发展了心灵和希望;这就是有了进步。”

  “哎!我的好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世纪里,你们指望能够得到什么呢?”拿当说道,“《波希米亚国王和他的七个行宫的故事》是一部有最动人的构思的著作,它所遭受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这个吗?”那位“批评家”从桌子的这一头嚷到另一头,“这是偶然从一顶帽子里捡到的语句,真正是为疯人院写的作品。”

  “你是蠢材!”

  “你是傻瓜!”

  “噢!噢!”

  “啊!啊!”

  “他们要打起来的。”

  “不会。”

  “明天见高低,先生。”

  “马上见分晓,”拿当答道。“算了吧!算了吧!你们两位都是好汉。”

  “你是另一位好汉!”挑衅者说。

  “他们连站都站不起来啦。”

  “啊!我站得也许不挺!”好斗的拿当站起来答道,样子象风筝般摇摇晃晃。

  他用迟钝的眼光向桌子上瞟了一下;随后,就象给这种努力弄得疲倦不堪,仍旧倒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

  “我竟然为了一本从未见过,更未读过的书决斗,”批评家对他的邻座说,“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

  “爱弥尔,当心你的衣服,你旁边那个人的脸已发青啦,”毕西沃说。

  “康德①吗,先生?又是一只气球放出来让傻瓜们开心!唯物论和唯心论是两只漂亮的球拍,穿长袍的走方郎中可以用来打同一个羽毛球。照斯宾诺莎②的说法,上帝无处不在,或者照圣保罗的说法,一切都是上帝创造……蠢东西!关上或打开一道门的动作难道不一样吗?到底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请把鸭肉递给我!……这便是整个的科学。”

  ①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②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呆蛋,”学者对他嚷道,“你所提出的问题已被一个事实解决了。”

  “是哪桩事实?”

  “教授们的讲座不是特为哲学而设的,倒是先有了讲座才有哲学课!请戴上眼镜,看看预算表吧。”

  “强盗!”

  “傻瓜!”

  “骗子!”

  “笨蛋!”

  “除了在巴黎,你还能在别的地方找到这样激烈、这样迅速的思想交锋吗?”毕西沃用一种次低音的声调嚷道。

  “喂!毕西沃,你来,给我们扮演一出古典笑剧!先别忙;还是一出滑稽戏吧!”

  “给你们来一出十九世纪的,行吗?”

  “听着!”

  “安静点!”

  “轻声点,别乱吠啦!”

  “混蛋,你还不住嘴!”

  “把酒给他,让他住嘴,这孩子!”

  “要看你的了,毕西沃!”

  艺术家把他黑上衣的钮扣直扣到脖子上,戴起他的黄手套,扮着鬼脸,斜着眼睛,摹仿《两世界杂志》①的模样;可是,喧闹声盖过了他的说话声,他的笑话别人连一个字也听不到。但是,如果他没能表达本世纪的精神,至少他演出了该杂志的形象,因为对这个世纪连他本人都没有理解。

  ①《两世界杂志》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创办的哲学、文学期刊,它团结了许多进步浪漫主义文学的著名人物在它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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