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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总之,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个幸福的结局,信念之坚使我十个月以前就在圣奥诺雷区买下一所最美丽的住宅。如果我能重新收服奥诺丽纳,我决不愿意她再看到这所屋子和她当年逃出去的房间。我要把偶像供奉在一座新的庙堂里,让她觉得开始一种完全簇新的生活。新屋正在装修,我要它在高雅与富丽两方面都登峰造极。有人和我提到一个诗人,说他爱上一个歌女,在钟情的初期,还不知道歌女将来怎样对待他,便买下了一张巴黎最好看的床。如今法官之中最冷静的一个,公认为御前老成持重的顾问,听了那故事竟然心里每根神经都震动。议会讲坛上的演说家,对于拿这种准备工作来培养他的理想的诗人,是很理解的。玛丽-路易丝②来到法国的前三天,拿破仑在贡比涅行宫的床上喜欢得打滚……一切伟大的热情都有这一类表现。我就象那诗人一样的爱着,象拿破仑一样的爱着!……”

  ①狂欢女神为象征性的人物,身穿短裙,裙上系有小铃,手持小木偶。

  ②玛丽-路易丝(1791—1847),奥地利公主,拿破仑一见倾心,乃与约瑟芬离婚,娶以为后。

  听到这最后几句,我相信奥克塔夫伯爵担心自己发狂的确是可能的了。他站起身,走来走去,一边说话一边舞动手臂;忽而又站住了,仿佛对自己那些激昂的话也吃了一惊。他沉默了半晌,然后想从我眼中找些同情的表示,说道:

  “我真是可笑得很。”

  我回答:“不,先生,您是不幸得很……”

  “噢!是的,我不幸的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从我过火的说话上面,你可以,并且应该相信我有的是最强烈的痴情,因为九年之间它使我所有的机能都停止活动。但比痴情更强的是对她的崇拜,对她的灵魂、精神、风度、心地,以及一切与女性无关的成分的崇拜;对那些附着于爱情的,你一生念念不忘的魔力的崇拜,——那是从片刻的欢娱中体味到的日常的诗意。奥诺丽纳的心灵与气质的可爱,我在幸福的日子正如一切幸福的人一样没有注意,可是追忆之下都看清楚了。这任性而倔强的孩子,受到了无情无义的遗弃,受到了贫穷的压迫,竟变得那么坚强那么高傲。自从我看出她有这些崇高的品质以后,我越来越感觉到损失重大。而这朵天国的幽花竟然孤零零地躲在一边枯萎憔悴!”他又带着挖苦而沉痛的情绪往下说:“啊,我们上回谈的法律,实际是等于由一小队警察抓着我太太押送到这儿来!……这不是拖一具尸首回来吗?宗教对她不起作用,她只求宗教的诗意,只愿意祷告而不愿意听教会的戒律。我吗,我把宽恕、仁慈、爱,都用尽了,无计可施了。只剩下一个有希望成功的办法:便是权术与耐性,象养鸟的人捕捉最机警、最敏捷、最奇异、最少有的鸟那样的手段。所以,莫里斯,那天德·格朗维尔先生在你面前泄漏秘密以后——那也是可以原谅的——,我觉得这件意外的事故倒是命运的一种指示,正如赌徒在赌得最紧张的时候竭力在心中祈求而听从的指示……告诉我,你对我的感情是不是能象小说中的英雄一般替我出力?……”

  “伯爵,”我打断了他的话回答,“我猜到您的用意了。可是,您第一个秘书想偷开您的保险箱;您第二个秘书的心,我是知道的,他可能爱上您的太太。难道您忍心送他到火里去教他受难吗?把手放在烈焰之中而不灼伤自己,您想可能吗?”

  “你真是个孩子,”伯爵回答,“将来我会给你戴上手套去的!圣莫街上那所种菜人住的小屋子,我已经教人腾出来了;住到那边去的决不是我的秘书,而是我的一个远亲,审查官德·奥斯塔男爵……”

  我惊愕之下,歇了一会,然后听见门铃声和一辆车直奔阶前的声音。不久听差来报告德·库特维尔太太和她的女儿来了。奥克塔夫伯爵母系方面的亲戚很多。他的表姊德·库特维尔太太是寡妇,文夫原来在塞纳省法院当推事,死后只剩下一个没有财产的女儿。你们想,看到一个二十岁的少女,长得跟你理想中的情妇一样美,还会把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放在心上吗?

  伯爵抓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德·库特维尔太太母女的时候,凑着我耳朵说:

  “又是男爵,又是审查官,将来还有更大的官爵,加上这所屋子作陪嫁,这样你总不至于爱上伯爵夫人了吧?”

  我心里不由得飘飘然,并非为了那些不敢希望的好处,而是为了阿美莉·德·库特维尔小姐;她的姿色,配上巧妙的装束格外显得夺目,那种化装的手段原是所有想嫁女儿的母亲都会教给女儿的。

  好了,别扯上我的事了。

  领事说着,停了一会。

  二十天以后,我住到种菜人的屋子里去了。那儿已经打扫干净,收拾齐整,摆好家具;办事的迅速只要两句话就可解释:我们是在巴黎!有的是法国工匠!有的是钱!我爱阿美莉小姐的程度正好使伯爵对他的安全放心。可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所能有的谨慎,是不是足够应付那些由我承担下来,而有关朋友幸福的妙计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存心一大半要依赖舅舅;因为伯爵允许我必要的时候把事情告诉他。我雇了一个园丁,自己装做爱花成癖,仿佛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使我感到兴趣,只是没头没脑地翻垦菜园,要把土地整理得可以种花。我象荷兰或英国的某些花迷一样只栽培一种花。我挑选的是大理花,专门搜集所有的变种。你们不难想象,我的行动,哪怕是极细微的变更,都是由伯爵规定的;他那时把全部智力集中在圣莫街那出悲喜剧上面,连一点儿小事都不放过。等伯爵夫人上了床,在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奥克塔夫、戈班太太和我三个人几乎每天举行会议。我听着老婆子把女主人白天的一举一动报告伯爵;他什么都要问到,吃些什么,作些什么,态度怎样,第二天预备吃什么菜,她想仿制什么花。我那时方始懂得相思之苦,懂得从头脑、心、感官三方面同时发源的爱情在绝望之下是怎么回事。奥克塔夫只有在盘问老婆子的时候才算活着。在整理花园的两个月中间,我绝对不向邻居的小楼瞧一眼,连是否有一个邻居也不打听,虽则我们两家的园子只隔一道木栅。伯爵夫人沿着木栅种的一行柏树,已经有四尺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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