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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有一天,我们已经在X酒店干了五六周后,鲍里斯不辞而别。晚上,我发现他在里沃利路上等我。他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终于自由了,朋友!你明天早上去辞职吧,那家餐馆明天开业。”

  “明天?”

  “嗯,可能咱们还得收拾一两天。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用在餐间干了!咱们发达了,朋友!我的燕尾服已经赎出来了。”

  他喜形于色,反而让我觉得肯定哪儿不对劲。我根本不想离开我在酒店的那份牢靠而且舒服的工作,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了鲍里斯,就只好辞职,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去了让·科塔尔餐馆。门锁着,我去找鲍里斯,他已经再次从上一住处跑掉,在尼韦十字街租了个房间。我发现他在睡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前一天晚上他勾搭上的女孩,鲍里斯说那个女孩“很有同情心”。至于那家餐馆,鲍里斯说全收拾好了,只用再搞好几个小地方就可以开业。

  十点钟时,我总算把鲍里斯叫起来,我们打开了餐馆的门锁。我眼一扫就看出来“几处小地方”是什么。大概是这样:自从我们上次来过以后,改建工作一点也没动。厨房的炉灶还没运到,水电尚待安装,还有方方面面的刷油漆、抛光和木工要做。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再过十天也决不可能开业。从里面东西的样子看,可能等不到开业就会垮掉。怎么回事显而易见:老板缺钱,请了员工(我们总共有四个),为的是让我们干活,而不用请工人。他几乎是免费让我们服务,因为侍者不领工资,尽管他得付我钱,然而在开业之前,他都不用管我吃饭。事实上,他在餐馆还没开业就叫我们来,这样做骗了我们几百法郎。我们扔掉了好工作,却一无所获。

  鲍里斯则满怀希望,他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也就是在这里,他终于再次有机会当侍者、穿燕尾服了。为此,他甘愿不要工钱干十天活,尽管有可能到头来没工作可做。“耐心点!”他一再说,“自然会一切顺利的。等到餐馆开业吧,咱们全能捞回来。耐心点,我的朋友!”

  我们的确需要耐心点,因为几天过去了,餐馆还一点也没接近要开业的样子。我们清理了地下室,装了架子,涂了墙,擦亮了木器,粉刷了天花板,给地板上了色。可是主要的——水、电、煤气——都还没装上,因为老板付不起账。显然他几乎身无分文,因为他一点费用也不肯出。一遇到要钱,他就像变魔法一般迅速隐身,举止又摆出贵族派头,让人很难对付。忧心忡忡的讨账的一天到晚来找他,我们得到的话,是总跟他们说老板在枫丹白露或者圣克劳德,或者别的地方,够远就行。这段时间,我越来越吃不饱肚子。离开酒店时,我还有三十法郎,我不得不一下子过回了只吃面包的日子。一开始鲍里斯好不容易总算从老板那里要了六十法郎,他拿出一半去赎回他当侍者要穿的衣服,另一半花到那个很有同情心的女孩身上。他每天向第二侍者朱尔借三法郎买面包。有几天,我们连买烟的钱都没有。

  有时厨娘会来看看情况怎么样,看到厨房里仍是锅碗瓢勺皆无时,经常会哭起来。第二侍者朱尔坚决不肯帮忙干活。他是个马扎尔人,小个子,肤色黑,五官分明,戴眼镜,很健谈。他曾是医学院的学生,可是因为缺钱而辍学。他喜欢在别人干活的时候聊天,他原原本本跟我聊过他自己还有他的思想。他好像是个共产党,有各式各样奇怪的见解(他能跟你用数字证明干活是不对的),他也像大多数马扎尔人一样,极为自傲。又傲又懒的人当不好侍者。朱尔最喜欢吹嘘有一次在餐馆里,客人侮辱他,他把一碟热汤顺着那个客人的脖子倒下,然后扬长而去,根本没等着被炒掉。

  随着一天天过去,朱尔对老板耍的花招越来越恼火。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像是在演说。他经常走来走去,挥舞着拳头,想鼓动我也不干活:

  “放下刷子,你这个笨蛋!你跟我都是有骨气的,咱们不能跟这些破俄国农奴一样白干活。我跟你说,像这样给人骗,对我来说就是折磨。我这辈子有过几回,就算有人骗我五个苏,我也会呕吐——没错,气得呕吐。

  “另外,我的老朋友,别忘了我是个共产党。打倒资产阶级!谁见我干过能躲开的活?不会的。我不单不会像你们这帮傻子一样,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我还会偷东西呢。我在一间餐馆干过,老板以为他可以把我像狗一样对待。哼,为了报复他,我想了个办法从牛奶罐里偷了牛奶再封好,谁也发现不了。我跟你说,我不会白天黑夜地喝,真是喝了个饱。我每天都喝四升牛奶,还喝半升奶油。老板绞尽脑汁也想不通牛奶去哪儿了。倒不是我想喝牛奶,你也明白,因为我不喜欢那玩意儿,可这是原则,仅仅是原则而已。

  “好了,过了三天,我开始肚子疼得厉害,就去看病。‘你吃了什么东西?’医生问我。我说:‘我每天喝四升牛奶,半升奶油。’‘四升!’他说,‘马上别喝了,再喝你会把肚子撑破的。’‘我在乎啥?’我说,‘对我来说,原则就是一切。我要继续喝下去,就算真的会撑破肚子也要。’

  “好了,第二天,老板抓到我偷牛奶。‘你被炒掉了,’他说,‘周末就得走人。’‘对不起,先生,’我说,‘我今天上午就走。’‘不,你不能,’他说,‘到星期六我才能让你走。’‘很好,老板。’我心里想,‘咱们看谁先受不了。’接着我就开始干活时打烂餐具。头一天我打烂了九个碟子,第二天打烂了十三个,然后老板巴不得赶紧让我走人。

  “哼,我可不是你们这些俄国乡巴佬……”

  十天过去了,那段时间过得糟糕。我是彻底分文不剩,房租也迟交了几天。我们在空空荡荡、令人沮丧的餐馆里消磨时间,饿得甚至干不动剩下的活。现在只有鲍里斯还相信餐馆会开业,他一心一意想着要当侍者领班,并且无中生有地提出一种说法,说是老板的钱套在股票上,他在等待合适的抛售机会。到了第十天,我没吃的,也没烟抽,就跟老板说我没法再干下去了,除非他能预支我一点薪水。老板跟往常一样和气,答应预支给我,然后又故伎重施溜掉了。回去时,我走了一段路,可是又觉得应付不了F太太来向我讨房租,所以那天晚上我是在林阴大道上的长椅上度过的。很不舒服——座位的把手捣着背部——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冷得多。从天快亮到开始干活时的那几个钟头又闷又长,我想了很久我够傻的,居然把自己交到这帮俄国佬手里。

  然后那天上午时来运转。显然老板跟债权人达成了谅解,因为他来的时候口袋里有钱,让改建工作得以继续,还给我预支了薪水。我和鲍里斯买了通心粉和一块马肝,十天来,我们头一次吃了顿热饭。

  他请来工人,完成了改建工作,干得匆忙,而且偷工减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桌子上本来要铺台面呢,可是老板发现台面呢价钱贵,他就不买台面呢,而是买了废军毯,上面的汗臭味怎么也去不掉。当然,军毯上面还会铺桌布(带方格纹,以和“诺曼”风格相称)。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干活一直干到夜里两点钟。餐具八点才送到,因为是新的,必须全洗一遍。第二天上午刀叉才送来,布类也是,所以我们不得不用老板的一件衬衫和门房的一个旧枕头套擦干餐具。活都是我和鲍里斯干的,朱尔在偷懒,老板和他太太跟一个讨债的以及几个俄国朋友坐在吧台那里,举杯祝餐馆开成功。厨师在厨房里趴在桌子上哭,因为她预期得给五十个人掌厨,锅碗瓢勺却只够给十个人掌厨用的。半夜时分,来了几个讨债的,气势汹汹,想拎走老板赊来的八口铜钝锅,老板用半瓶白兰地就打发他们走了。

  我和朱尔没坐上回去的末班地铁,只得睡在餐馆的地上。第二天一睁眼就看到的,是两只大老鼠蹲坐在厨房桌子上吃上面搁的一块火腿。那似乎是个坏兆头,我比以往更肯定让·科塔尔餐馆不会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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