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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到头来,我并没有违约,因为过了六周,让·科塔尔餐馆才显出一点点会开业的样子。这段期间,我在X酒店干活,一周四天在餐间干,一天去四楼给侍者帮忙,一天代替在餐厅洗餐具那个女的。幸好我是星期天休息,可是有时别人生病,那天我也得干活。干活时间为从早上七点钟一直到下午两点钟,然后傍晚五点钟到夜里九点钟——十一个钟头,不过在餐厅洗餐具时是十四个钟头。按照一个普通巴黎洗碗工的标准,这样的工时特别短。这种生活唯一所苦的,是迷宫般的地下室内又热又闷,让人极其难受。除了这一点,这间酒店规模大,又组织得好,被认为是个工作舒服的地方。

  我们的餐间是间黑乎乎的地下室,长二十英尺,宽七英尺,高八英尺,里面放满了咖啡壶、切面包机之类的东西,多得走过去很难不碰到东西。照明的是个昏黄的灯泡,另外有四五座火光熊熊的煤气炉。室内有个温度计,温度从来不低于华氏一百一十度——白天有时接近一百三十度。餐室的一头有五部运餐升降梯,另外一头是冰柜,里面存放牛奶及黄油。走进冰柜时,一步之间,温度下降一百度。这经常让我想起格陵兰的冰山和印度的珊瑚海边。除了我和鲍里斯,在餐间干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马里奥,是个块头很大、爱激动的意大利人——他像是个动作如演歌剧般的城市警察——另外一个是个胡子拉碴、缺乏教养的家伙,牲畜一般,我们叫他“马札尔人”,我想他是个特兰西瓦尼亚人,要么来自更遥远的地方。除了“马札尔人”,我们都是大个子,手忙脚乱时,老是撞在一起。

  餐间里的活是阵发性的,我们永远闲不下来,可是真正的工作每次涌来时,得干两个钟头——我们称每次涌来为“一轮轰炸”。首轮“轰炸”于八点钟到来,当时楼上的客人开始醒来,要求送早餐。八点钟时,酒店的整个地下部分会突然响起砰砰的响声,还有叫喊声。四面八方都在响铃,系着蓝围裙的人在过道上脚步匆匆,我们的运餐升降梯下来的同时,也砸得一声响。五层楼上的侍者都在对着升降梯道往下用意大利语咒骂。我现在不记得我们的全部职责,但是包括沏茶、煮咖啡加巧克力、从厨房里端饭菜、从酒窑里取葡萄酒、从餐厅里拿水果之类、切面包、烤面包片、卷黄油块、量果酱、开牛奶罐、数糖块、煮蛋、煮粥、砸冰、磨咖啡等——所有这些,都得按照一两百个客人的要求做到。厨房有三十码远,餐厅六七十码远。我们用运餐升降梯送上去的一切都得有凭单,全部得仔细填写,就连一块糖丢了也会有麻烦。除此之外,我们还为员工供应面包和咖啡,还要为楼上的侍者取饭菜。总而言之,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我算过每天得又走又跑达十五英里左右,然而这项工作的强度与其说是在体力上,倒不如说是在精神上。表面上看,这种厨工干的破活再简单不过,然而在干得手忙脚乱之际,这项工作极其难干。你得在一大堆活之间跳来跳去——就像掐着钟点拣清一摞牌。比如说,你正在烤面包片,砰的一声,下来一台运餐升降梯,点了茶、小面包和三种不同的果酱,又是砰的一声,下来一台升降梯,要炒蛋、咖啡和柚子;你跑去厨房要蛋,去餐厅要柚子,跑得快如闪电,好在面包片烤焦前赶回来,除了有五六份订餐等着送上,还得记着茶和咖啡。与此同时,某个侍者跟着你,因为一瓶苏打水不见了就来找你的碴,你跟他吵。这种活比你所能想象的更需要脑子。马里奥说——无疑也的确如此——要想培养出一个得力的餐间干活的,得一年才行。

  八点到十点半可以说是狂乱时段。有时我们忙乎得好像只有五分钟可活,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平静,当时突然没有订餐了,好像一切暂时安静了。然后我们扫掉地上的垃圾,撒下干净的锯末,然后喝掉一罐葡萄酒,要么是咖啡,要么是水——什么都行,只要是有水的。很多时候,我们敲下大冰块边干活边吮吸。几座煤气炉之间热气腾腾,叫人反胃。我们每天要喝几夸脱水,干上几个钟头,连我们的围裙也浸透了汗水。有时我们实在干不过来,有客人本来会不得不吃不上早餐就走了,可是马里奥总能带我们熬过去。他已经在餐间干了十四年,有本事在干这样活和那样活之间一秒钟也不浪费。马扎尔人很笨,我没经验,鲍里斯爱偷懒,一方面是因为他腿瘸,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自己当过侍者却在餐间干活感到耻辱,但是马里奥很棒。他伸直长胳膊就能够到餐室两边,一只手灌满咖啡壶,另一只手煮蛋,同时还看面包片烤得怎么样并大声指挥马扎尔人,不时还唱几句歌剧《弄臣》选段,这都令人叹为观止。老板明白他的价值,每月给他开一千法郎,而不像我们其他人,每月才拿五百法郎。

  早餐的焦头烂额情形到十点半结束。然后我们擦洗餐间的桌子、扫地板、擦亮铜器,顺利的话,还轮流去厕所抽口烟。这是我们的懒散时刻——但只是相对懒散,因为我们的午餐时间只有十分钟,从来没能一口气吃完。客人们的午餐时间,十二点到两点,像早餐时一样,又是一段手忙脚乱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去厨房端饭菜,意味着经常被厨师谩骂。到那时,厨师们已在炉灶前流了四五个钟头的汗,脾气早就上来了。

  两点钟时,我们突然自由了。我们扔下围裙,穿上外套赶紧跑出去。有钱的话,直奔最近的小酒馆。从炉火照亮的地下室走到街上感觉奇怪。空气清澈而且寒冷,叫人头晕眼花,就像北极地区的夏季。在闻过汗水和食物的臭味之后,汽油味多么芬芳啊。有时在小酒馆里碰到我们那里的几个厨师,他们态度友好,请我们喝酒。在酒店里我们是他们的奴隶,但是按酒店里的规矩,工作之外大家都平等,那些谩骂不算数。

  五点差一刻时,我们回到酒店。六点半前都没人点菜,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擦亮银器,洗干净咖啡壶,还干别的零碎的活。随后这天最忙乱的时候开始了——晚餐时候。我真希望我能当三分钟左拉,只为能够描述出晚餐那个时段。要而述之,此种情景是一两百人要求吃到有五六道菜的一餐,菜式各不相同,五六十个人得做菜、上菜,然后还要收拾残羹冷炙,任何人只要在餐饮业干过,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每逢这时,干的活会翻一番,员工全都累坏了,有的还喝醉了。此情此景,我可以写上几页,却仍然无法让人如临其境。在狭窄的过道上奔走,碰撞,叫喊,艰难地拖板条箱、端盘子和运冰块,又热又暗的地下室里,不时爆发出怒气冲天、脏话连篇的吵闹声,却没时间用拳头解决——难以尽述。有谁头一次走到这里的地下部分,定会以为自己到了疯人窝。只是后来在我了解了酒店的运作之后,才从这团混乱中看出点头绪。

  八点半时,工作很突然地停了下来。我们到九点钟才下班,可是经常四脚摊开躺到地上,歇歇腿,甚至懒得去冰柜找东西喝。有时候人事主管会拿几瓶酒进来,因为我们辛苦一天后,酒店还另外请我们喝啤酒。给我们吃的东西勉强能吃,可是老板在酒上不抠门,他也知道要是不给洗碗工每天两升葡萄酒喝,他就会偷三升。我们也喝客人喝剩的酒,所以我们经常喝得太多——这样也好,因为在微醺时,似乎干活更麻利。

  一周里有四天便是如此度过,另外两天工作日,一天好点,一天差点。这种日子过了一周后,我觉得需要放个假。那是星期六晚上,我们那间小酒馆里的人都在忙着把自己灌醉,鉴于我也有一天空闲时间,准备向他们看齐。我们都在凌晨两点钟回去睡觉,人已喝醉。五点半时,我突然被叫醒。一个守夜的——酒店派来的——站在我床边,他把我的衣服往身上扯并粗暴地摇晃我。

  “起来!”他说,“喝美了吧你?喂,不碍事的,酒店里缺人手,你今天也得去干活。”

  “干吗得我去干?”我表示不满,“今天我休息。”

  “休息,没门儿!一定得有人干活。起来!”

  我起来出了门,感觉好像脊梁断了,脑壳里也好像填满了热煤渣。我以为自己不可能再干上一天活,然而在地下室才待了半个钟头,就发现自己生龙活虎。热腾腾的地下室像是土耳其蒸汽浴室,在这里喝多少酒都会出汗流掉。洗碗工们明白这一点,也有赖于此。能喝几夸脱的葡萄酒,然后又能在很伤身体前出汗排掉,这种本事是对他们生活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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