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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有关真理。当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而应该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由理论去进行。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可以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不是经常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决不要把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而在大多数的考察中,由于某种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而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在这里我们只牵涉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象众多的宫庭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但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如果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当作根据,就根本不能进行批判。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朴实,简单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涵义不明和易生歧义的名词术语,以致读者和作者的理解很不一致。但是,更坏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通常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 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从相隔很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模糊和混乱,丝毫也不会有说服力。因为,仔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这些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但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能够真正重视事实,能够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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