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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他在大学时的一件怪事可以说明他性格的某些方面:一天下午,在他那间朋友们经常光顾的房间里正举行着一个鸡尾酒会。突然,他的那只宝贝雪貂冲了出来,脚上还奇怪地拖着个精致的茶杯。每个人都尖叫着跑出屋去。老布尔一跃而起,抓过猎抢,说:“它又闻到那个老耗子的气味了。”说着,端起枪往墙上射了一个能放50个耗子的大洞。墙上挂一幅难看的科德角式白房子的画。他的朋友问:“你为什么要在那里挂这么难看的东西?”布尔却说:“我喜欢它就因为它难看。”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如此。有一回,我去找他,那时他还住在纽约60街的贫民窟里。我敲了敲门,他把门打开,只见他戴着一顶常礼帽,穿着背心和条纹裤,手里拿着锅,锅里盛着鸟食。他正把鸟食捣烂,然后卷在香烟里。他还尝试把可待因咳糖浆烧成一堆黑乎乎的稠稀的东西,但这玩意的效果却不太好。他花了许多时间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他称他是“不朽的诗人”,到了新奥尔良,他又开始不停地读梅那·柯迪塞斯的作品。然而尽管他经常说起这事,那本书却一直摊在桌子上没动过。我曾经问他:“我们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他说道:“你死了以后就是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在他的房间里放着一堆锁链,他说是他的心理分析医生在使用它们。他们在对老布尔进行催眠实验时发现,他有7个分裂的自我。每一个都在各自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糟糕,直到最后他成了个胡言乱语的傻子,不得不用锁链把他绑起来。在那7个自我,最高的是一位英国勋爵,最低的是个傻子,中间的是老黑奴,规规矩矩地站着,同其他人一起等待着说:“有些人是杂种,有些人不是,这就是现实。”

  布尔对于美国的过去,尤其是1910年,有着一种伤感的记忆。那时候,无论哪个药店,不需要药方你能买到咖啡。整个国家都处在疯狂、喧闹和自由之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富裕,还拥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他最痛恨的是华盛顿的那些官僚,其次是自由主义者,然后是警察。他一生都在这样滔滔不绝地聊着,开导着其他人。珍妮拜倒在他的脚下,我、狄恩还有卡罗·马克斯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大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布尔头发灰白。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表情,在大街上你绝不会注意他。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看到他有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生气勃勃的硕大的脑袋——就象是堪萨斯州的州长,身上带着引人注目的、非凡的热情和神秘。他以前在维也纳学过医,还学过人类学,读过各种各样的书籍。现在、他安静地为了谋生而工作着。但这个工作也是为了向生活本身学习。珍妮买来了马提尼酒和其他各种饮料。布尔坐在椅子里,他的椅子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放在屋子的角落。在他膝头上,放着梅那·柯迪塞斯的书和一支烟枪。他偶尔起身走过房间拿来几剂氨基丙苯。我也不断跑来跑去,去取一些来。我们大家一边聊着天一边抽上几口。布尔很想知道我们这一次旅行的目的。他盯着我们,使劲抽了抽鼻子,他抽鼻子的声音听起来就象一辆坦克。

  “现在,狄恩,我想让你安安静静的坐一分钟,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横跨全国?”

  狄恩涨红了脸说:“哦,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索尔,你到西海岸去干什么?”

  “只是去几天,我还要赶回去上学。”

  “这个埃迪·邓克尔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时埃迪正在卧室里向盖拉蒂赔罪,过不了多久就会下来。我们不知道怎样向布尔介绍埃迪·邓克尔,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一无所知。他连抽了三支大麻烟,然后说走吧,晚饭一会儿就准备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你有个好胃口更让人高兴的了。我曾经在餐车的茶点上吃了一客样子吓人的汉堡包,这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我上周刚从休斯顿回来,去看看戴尔,问问黑豌豆的情况。一天早上,我正在汽车旅馆里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给惊醒了,原来是我隔壁房间里的一个该死的傻瓜。把他老婆打死了。旅馆里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地跑出来,那个家伙跳上汽车跑了,却把枪扔在地上留给法官。最后他们在赫玛抓住了他,他正象个爵爷一样在喝酒。在这个国家里,你如果没有一杆枪,到什么地方都不安全。”他撩开外衣,让我们看他的左轮手枪,然后又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他的军火库里的其他装备。在纽约的时候,他在床铺下面放了一把冲锋枪。“现在我有比那个更好的东西。瞧这个,多漂亮,真正德国式的。但是只有一梭子子弹。我能用这支枪撂倒100个人,足够有时间杀开一条路。唯一糟糕的是,我只有一梭子子弹。”

  “我希望你这么干的时候我不在旁边,”珍妮在厨房里嚷道,“你怎么知道它正好是那把枪用的子弹呢?”布尔抽了抽鼻子。他从不理会她的冷言冷语,但他总在听。他们是天下最奇怪的一对:他们聊天可以聊到深夜。布尔喜欢躺在地板上,用他那沉闷而单调的声音唠叨个不停。她总想打断他,却从来没有成功。清晨,他说累了,于是轮到珍妮说他听着,一边还抽着鼻子,发出巨大的声响。珍妮发疯似地爱着这个男人,而且爱得如痴如狂。这种爱既不是乞求依附,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仅仅是相互之间的聊天和没有人能够了解的志趣相投的友谊。许多微妙的共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之间的那种奇特的无情与冷漠,变成了一种真正幽默的形式,爱就是一切。珍妮离开布尔从来不超过十步远,而且绝对不会漏过布尔所说的每一个字,即使他说话的声音很低。

  狄恩和我高声谈论着新奥尔良之夜,想让布尔带我们到处转转。我说:“市中心一定会有些令人中意的酒吧。”

  “美国就不存在中意的酒吧,中意的酒吧应该是除了我们的窝以外唯一可去的地方。1910年的时候,酒吧是男人工作其间或工作以后聚一聚的地方,里面只有一个长长的柜台,黄铜制的栏杆。几只痰盂,几面镜子,钢琴师在那里弹着钢琴。几桶威士忌和几桶啤酒也堆在那里。威士忌10美分一份,啤酒5美分一份。现在,你走进酒吧,到处都是酗酒的女人、鸡奸犯和不怀好意的酒鬼。忧虑的店主在门口转来转去,既担心皮革包厢被搞坏,又担心生意冷清,如果一个生人走进去,碰上的不是莫名其妙的狂叫,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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