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296)_罗曼·罗兰

二九六

　　第四部

　　潜伏在欧罗巴森林里的火开始往上冒了。这儿给你扑灭了，它在别处又烧起来。浓烟滚滚，火星四射，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燃着干枯的荆棘。在东方，前哨战揭开了国际战争的序幕。整个的欧罗巴，昨天还带着怀疑色彩而萎靡不振的，象死了的树林一般的，今天已经被大火包围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厮杀的欲望。战争随时可以爆发。你把它压下去了，它又抬头了。最无聊的借口也能成为它的养料。大家觉得受着偶然的支配，偶然就能发动争端。连一般最和气的人也感到事情不可避免了。那些理论家正扯着普鲁东的旗号讴歌战争，认为可以发挥人类最高的德性……

　　西方民族的身心复活，原来归结到这个结果！热情的行动与信仰，竟然把民族逼上了屠杀的路！要使这个乱冲乱撞的行动有个预定的，经过选择的目标，唯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天才才能办到。但欧洲无论哪里都没有这种行动的天才。仿佛大家特意挑了一批最庸碌的人当家。人类的聪明不在这方面。——你只有听任那个带着你往前冲的巨潮摆布。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都是一样。欧罗巴的局势是普遍的紧张。

　　克利斯朵夫回想起那次跟皇皇不安的奥里维一同经历的，差不多一样紧张的情形。但那时战争的威胁不过象转瞬即逝的乌云。现在，威胁的影子可罩着整个的欧洲了。而克利斯朵夫的心情也改变了。他不能再参加这些民族的仇恨。他的心境正象一八一三年代的歌德：没有恨，怎么能厮杀？过了青春，又怎么能恨？他早已走出仇恨的区域。他对于这些相持不下的民族完全一视同仁，不分轩轾。各个民族的价值，对世界的贡献，他都认识清楚了。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就“不再分什么民族，而对于邻族的祸福会感觉得象同胞的祸福一样亲切”。暴雨的乌云已经沉到你脚底下，周围只有天空，——“给鹏鸟飞翔的无边无岸的天空”。

　　然而有时候，克利斯朵夫也觉得四周的敌意有点儿难堪。在巴黎，大家表示得那么露骨，使他随时感到自己属于敌对的民族；便是他心爱的乔治也忍不住在他面前表白他对德国的心情，使他悲伤。于是他走开了，推说要看看葛拉齐亚的女儿，到罗马去住了一阵。但那边的环境也并不安静。民族主义的骄傲已经象瘟疫一般的蔓延到了，改变了意大利人的性格。那些素来被克利斯朵夫认为麻木而懒散的人，现在也只想着武功，想着战争，想着侵略，想着罗马的鹰隼在利比亚沙漠的上空飞翔；他们自以为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①。最了不起的是，各个对立的党派，社会党，教会派，保王党，都极真诚的受着这种狂热的感染，而并不以为反叛自己的主义。可见各个民族一旦被传染病式的热情扫荡之下，所谓政治，所谓人类的理智，都会变得无足重轻。那些热情还不屑于消灭个人的热情，只是利用它们，使一切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在功业彪炳的时代，情形一向是这样的。亨利第四的军队，路易十四的内阁，那些建立法兰西的丰功伟业的先民，富于理智与坚于信仰的，和追求名利与享乐的一样的多。不论是扬山尼派还是好色之徒，是清教徒还是情欲强烈的人，在满足他们的本能的时候，连带也为共同的使命出了力。在将来的战争中，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一定都会参加；象他们国民议会时代的祖先一样，各人都深信这是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为了求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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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公元前一世纪时，利比亚为罗马帝国领地；一九一二年后，又曾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

　　克利斯朵夫站在罗马耶尼居峰的平台上，带着嘲弄的笑容，眺望这个又杂乱又和谐的城市，正好象征山峰底下的世界：古时的废墟，巴洛克式的屋面，现代的建筑，虬结在一处的杉树与蔷薇，——各个世纪，各个作风，被聪明的头脑溶成一个坚固而连贯的整体。同样的，人类的精神会把它本身所具备的秩序与光明，照在纷争不已的世界上。

　　克利斯朵夫留在罗马的时期很短。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太强了，他有点儿害怕。要能利用这种和谐，他必须站得远远的；在这儿留下去颇有被吞没的危险，好似多少与他同种的人一样。——他不时上德国去住一下。但虽然德法二国的冲突迫于眉睫，结果还是巴黎永远在吸引他。那边有他当做儿子一般的乔治。而且他不但受着感情方面的影响，思想方面的理由对他也有作用。一个思想活跃的，热烈参预一切精神生活的艺术家，不容易再习惯德国的生活。并非那边缺少艺术家。而是艺术家在那边缺少空气。他们和自己的民族隔离了；大家对他们不感兴趣，都忙着别的事，或是社会方面的或是实际方面的。诗人们因为人家瞧不其他们的艺术，也就存着瞧不起人的心躲到他们的艺术中去了；他们一气之下，干脆把自己和群众生活的最后一些连系斩断，而只为了几个人写作。他们都是很有天分的，精练的，贫弱的小贵族，本身也分化为许多敌对的小组，在狭小的天地中喘不过气来；因为不能扩大范围，他们便拚命的往下挖，把泥土翻来翻去，直到把里头的精华吸尽为止。于是他们在一片混乱的梦境中迷失了，甚至不想把梦境彼此沟通。各人站在原位上在大雾中挣扎。没有一道共同的光明指引他们。各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光明。

　　反之，在莱茵河那一边，每隔一些时候必有些集体的热情，群众的骚动，在艺术上面吹过。象巴黎被铁塔威镇着一样，照在欧洲平原上的也有那座永远不熄的灯塔，那个古典的传统，靠着几百年的辛苦与光荣培养起来而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的。它既没有把精神奴役，也没有加以拘束，只是指出了几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大路，使整个民族都受到它的光明。德国的思想家象黑夜里迷失的鸟一般投向遥远的灯塔的，已经不止一个。可是把邻国多少慷慨的心引到法兰西来的那股声相求的力量，法国有谁想得到呢？伸手乞援而与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而你们德意志的弟兄们看不见我们，没听见我们说着：“瞧，我们在这儿伸着手啊。不论什么谎言与仇恨，都不能教咱们分离。为了求我们精神的伟大，民族的伟大，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们。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缺了一个就飞不起来。战争要来就来罢！咱们的手始终紧紧的握着，象兄弟般契合的心灵始终在一块儿飞跃。”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他感觉到两个民族是怎样的相得益彰，也感觉到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话，他们的精神，艺术，行动，又是怎样的残缺不全。他因为出身于莱茵河流域，正是两股文明合流的地方，所以从小就本能的感觉到它们需要联合一致，而他的天才一辈子都在无意中求两翼的平衡。他越富于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与条理。法兰西对他显得那么可贵，就为了这一点；而他在法国也更加能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保持自己的完整。

　　他能对付那些与他有害的成分，也能吸收与他不同的力量。一个元气旺盛的人健康的时候，能吞下所有的力量，连有害的在内，而且能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血肉。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跟自己最不相象的成分倒反最有吸引力，因为其中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养料。

　　克利斯朵夫喜欢的倒是那些和他对立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摹仿者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了摹仿者，自命为他的信徒，使他大为懊恼。那是一批老实的，用功的，品德兼备的青年，对他很恭敬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能喜欢他们的音乐，可是没有办法，他只觉得那些作品一无价值。倒是另外一般对他个人表示反感，在艺术上代表与他对立的倾向的音乐家，能够使克利斯朵夫赏识他们的才具……反感，对立，那有什么关系呢？这等人至少是活的！生命本身是最主要的德性。一个人缺乏了生机，即使他有一切其他的德性，也不能称为有道之士，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克利斯朵夫开玩笑的说过，他只承认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他的信徒。有一回一个青年音乐家对他诉说自己的志愿，把他恭维了一阵，以为能讨他喜欢。克利斯朵夫问他：“我的音乐使你满足吗？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白你的爱或恨吗？”

　　“是的，大师。”

　　“那末你还是免开尊口！你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痛恨那些只知道服从的人，因为需要吸收别人的思想，所以他受着和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人吸引。他所交的朋友都是把他的艺术，把他理想主义的信仰，把他的道德观念看作已经过去的人，他们对于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一切的社会关系，另有一套看法，——他们都是好人，但精神上是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把克利斯朵夫的生命消磨了一部分的那种悲痛与苦闷，对他们简直是不可解的。这当然更好！克利斯朵夫也不愿意教他们懂得。他不要求人家和他一般思想来证实他的思想：他对自己的思想很有把握。他所求的是要有机会认识别的思想，爱别的心灵。要爱，要认识，越多越好。要看，要想法子会看。他现在不但能容忍别人抱有他从前攻击过的思想，而且还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样才能使世界更丰富。因为乔治不象他那样把人生看作悲剧，他才更喜欢乔治。倘若所有的人都道貌岸然，或者都象克利斯朵夫一般有那种英雄式的克制功夫，那末人类也太起弱了，太灰色了。人类需要欢乐，需要无所顾忌，需要敢于大胆的亵渎偶像，包括最神圣的在内。但愿高卢民族的诙谑精神永远不灭！怀疑与信仰，两者都是必需的。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日的信仰开路……一个人渐渐的离开人生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明白了，好比离开一幅美丽的画的时候，凡是近处看来是互相冲突的色彩都化成了一起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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