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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四


  克利斯朵夫遇到了几个心中还燃烧着千年火炬的人物。在死者的尘土下面,那个火始终被保存着。人家以为它已经和玛志尼①同归于尽,不料它复活了。还是同样的火。当然,愿意看到它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大家想睡觉。那是一道明亮而剧烈的光。凡是心中有这光明的人,——大半是青年,最大的也不满三十五岁,头脑开通,气质、教育、意见、信仰、各各不同的知识分子,——都为了崇拜这朵新生命的火焰而联合起来了。党派的名称尽管不同,思想的派别尽管各异,都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拿出勇气来思想”。要坦白,要敢作敢为!他们大声疾呼的要惊醒民族的迷梦。自从意大利听了英雄志士的号召在政治上复活以后,自从它最近在经济上复活以后,现代的青年更努力要把意大利的思想从坟墓中救出来。优秀阶级的懒惰而畏怯的麻痹状态,懦弱的性格,大言不惭的习气,使他们象受到奇耻大辱一般的痛苦。华而不实的空谈和奴颜婢膝的作风,几百年来象浓雾似的罩着民族精神,现在被他们嘹亮的声音把浓雾冲破了,一阵狂风把无情的现实主义和不稍假借的正气吹过来了。他们竭力要用清楚的头脑支配坚决的行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够为了民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纪律而牺牲个人的主张,但最高的祭坛和最纯洁的热诚仍是留给真理的。他们又兴奋又虔诚的爱着真理。这些青年中的一个领袖②被敌人侮辱,毁谤,威胁之下,气度伟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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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玛志尼(1805-1872)为近代意大利民主革命运动的领袖。
  ②指葛斯伯·普莱索里尼,当时与巴比尼共同领导一个叫做“民族之声”的社团。——原注(译者按:普莱索里尼生于1882年,为意大利作家,对近代意大利文学影响极大。)


  “你们得尊重真理!我这是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说,没有一点儿怨恨。我忘了你们给我的伤害,也忘了我可能给你们的伤害。你们第一得真诚!凡是对真理没有虔诚的热烈的敬意的人,绝对谈不到良心,谈不到崇高的生命,谈不到牺牲,谈不到高尚。忠于真理是件艰苦的事,但愿你们努力。凡是拿虚伪做武器的,在没有损害别人之前,先要损害自己。哪怕眼前得到成功,也是徒然的。你们的灵魂不可能有根基,土地都被谎言蛀空了。现在我不是以敌人的资格和你们说话。咱们都站在一个超乎争执以外的立场上,即使你们的情欲在你们嘴里用着国家的名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世界上还有些东西比国家更重要的,那便是人类的良心。世界上也有些你们不能侵犯的规律,要不然你们便不能称为意大利人。如今站在你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你们应当听听他的呼声。他只希望你们伟大,纯洁;他也极愿意和你们一切努力。因为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咱们始终是和世界上一切为真理努力的人共同努力的。我们的成绩(那是不能预料的)将要刻着我们共同的标记,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违背真理的话。人类的特点就在于他有种奇妙的禀赋,能够寻求真理,看见真理,爱真理,为真理而牺牲自己。——凡是抓握真理的人,都能分享到真理的健康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初次听到这些话,好似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的回声,觉得这些人和他原来是弟兄。固然,民族与思想的斗争,早晚有一天会使他们厮杀一场;可是朋友也好,敌人也好,他们总是同一个大家族出身。这一点,他们象他一样知道,比他先知道。他没有认识他们,他们先认识他了。因为他们早已是奥里维的朋友。克利斯朵夫发见他朋友的作品—-(几册诗,几册批评的集子)——在巴黎只有极少数的读者,可是已经被那些意大利人翻译过去,对他们是很熟悉的东西了。

  以后他才发觉他们和奥里维之间有着不可超越的距离。他们批判旁人的方式,表示他们完全保存着意大利人的面目,死抓着他们的民族思想。他们在外国作品中所找的,只限于他们民族的本能所愿意找到的成分,所采取的往往还是他们不知不觉先羼了进去的自己的思想。天生是平庸的批评家,拙劣的心理学者,他们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热情了,即使在醉心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意大利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自己,对于北方人的那些无我的梦境绝对不感兴趣;它把一切归结到自己身上,归结到自己的欲望,归结到民族的骄傲。不幸这些健美的,很适宜于实际行动的意大利人,偏偏只凭热情行事,很快会感到厌倦;但是被热情吹打的时候,他们比无论哪个民族都飞得更高,只要看近代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就可知道。——现在又是这一类声势浩大的风在一切党派的意大利青年中吹起来了:国家主义派,新加特力教派,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一切不屈不挠的意大利人,希望做罗马帝国——世界之后——的公民的人,都受着这股潮流激荡。

  最初克利斯朵夫只注意到他们的热诚,以及使他跟他们意气相投的共同的反感。在瞧不起上流社会那一点上,他们当然和克利斯朵夫立场相同。克利斯朵夫的恨上流社会是因为葛拉齐亚喜欢跟它来往。但他们比他更恨那种谨慎、麻木、苟安的精神,恨那些可笑的丑态,半吞半吐的说话,含糊两可的思想,遇事无所取舍的骑墙作风。他们都是自学出身的好汉,从头到脚都是自己造起来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加一番最后的琢磨,倒反有心露出他们天生的粗野和乡下人的辛辣的口吻。他们要教人听见他们的话,要逗人家攻击;无论怎样都可以,只受不了大众的不理不睬。为了刺激民族的元气,他们便是自己先吃民族元气的亏也是乐意的。

  当时他们不受欢迎,也不想法求人家欢迎。克利斯朵夫白白的和葛拉齐亚提到他这批新朋友。她既然是一个喜欢和平与中庸之道的人,当然觉得他们可厌。她认为他们便是在支持最值得人同情的问题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有时也会引起反感。这个批评是不错的。他们爱挖苦人,一味采取攻势,批评的苛酷差不多近于侮辱,哪怕对他们不愿意伤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太自信,对事情的推论太快,肯定得太快。自己没有发展成熟就要参与公共的行动,所以他们一下子醉心这个,一下子醉心那个,态度都是一样的偏激。热烈,真诚,肯整个儿的舍身,不稍吝惜,他们一方面过分的重视理智,一方面太早的参加狂热的劳作,把自己消耗完了。年轻的思想一出胎就暴露在太阳里是不卫生的。心灵会被灼伤的。只有时间与沉默才能酝酿丰满的果实。但他们就缺少时间与沉默。多数有才气的意大利人都遇到这种不幸。暴烈而不成熟的行动好比一种酒精:理智尝到了这味道立刻会上瘾,而理智的发展也可能从此不正常了。

  他们这种直言无讳的坦白,和一般专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枯索平凡,畏首畏尾,不敢说一个是或非的作风相比之下,不用说克利斯朵夫是赏识年轻人的朝气的。但过后他不得不承认,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恬静而体贴的智慧也有它的价值。反之,他的那些朋友们使生活永远处于战斗状态,结果也不免令人厌恶。克利斯朵夫自以为上葛拉齐亚那儿去是替他们辩护,但有时候倒是为了要把他们忘掉一下才去的。没有问题,他们跟他很相象,太相象了。今日的他们就是二十岁时候的他。而生命的河流是不能回溯的。克利斯朵夫很明白自己和这种激烈的思想已经告别了,此刻正向着和平的路走去,而葛拉齐亚的眼睛中间似乎就藏着和平的秘钥。那末为什么他对她感到愤愤不平呢?……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他想把她独占。他受不了葛拉齐亚来者不拒的嘉惠于人,对谁都招待得那么殷勤。

  她看透了他的心思,有一天便用着那种可爱的坦白的态度和他说:

  “你不喜欢我的作风是不是?唉,朋友,别把我看得太理想。我是一个女人,不比别的女人更有价值。我不一定要跟那些人来往;但我承认看到他们也很愉快,正如我有时候喜欢看不大高明的戏,念无聊的书,那都是你瞧不起的,可是对我是种安息,是种娱乐。我有什么就享受什么。”

  “那些混蛋,你怎么受得了呢?”

  “生活的教训使我不再苛求了。一个人不能要求太多。真的,倘若有些老老实实的人来往,只要心地不坏,人生也算对你不差了……当然你不能对他们存什么希望。我知道一朝我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多半的朋友马上会不见的……可是他们对我很好。只要得到一点儿真情,其余的我可以满不在乎。你不喜欢我这样是不是?原谅我这么平凡。可是至少我分得出自己哪些地方是最好的,哪些地方是比较差的。而对你,我的确拿出了最好的一部分。”

  “我要的是整个,”他咕噜着说。

  可是他很明白她说的是真话。他以为她对他的感情是毫无问题的,所以踌躇了几星期,有一天终于问她:“难道你始终不愿意……”

  “什么啊?”

  “属于我。”他马上又补充:“……就是说你不愿意我属于你吗?”

  她微微一笑:“现在咱们不就是这样了吗,朋友?”

  “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意思。”

  她听了有点儿慌乱,但她握着他的手,很坦白的望着他,温柔的回答:“不,朋友。”

  他话说不上来了。她看出他很伤心。

  “对不起,我使你心里难受。我早知道你会对我说这个话的。咱们既然是好朋友,应当非常坦白。”

  “朋友!只能做个朋友吗?”他不胜怅惘的说。

  “别这么不知足!他还要什么呢?跟我结婚吗?……从前你眼睛里只看见我美丽的表姊的时候(你记得不记得?),我很难过,因为你不明白我对你的感情。不错,咱们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副面目。现在我认为这样倒更好;我们没有让友谊受到共同生活的考验,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把最纯洁的东西亵渎了,不是更好吗?……”

  “如说这种话,因为你不象从前那么爱我了。”

  “噢!不,我始终是那么爱你的。”

  “啊!这还是你第一次对我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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