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101)_罗曼·罗兰

一〇一

　　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望桌边上乱捣。

　　“滚出去！"公爵愤怒之极，大叫起来。"滚！滚！替我滚！”

　　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他好象脑充血似的突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出去。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儿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他压住了：羞愧，忿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恭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的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了出来。

　　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他们声色不动的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的二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长，似乎走不完的了！……从玻璃门里望见的外边的阳光，对他象救星一样……他踉踉跄跄的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直到老门房叫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才能走出府第，穿过院子，回到家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格格的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嗦就把母亲吓坏了。他推开了她，也不回答她的问话，走进卧房，关了门倒在床上。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啊！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羞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的倒下去，不要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脱下衣服，乱七八糟的摔在地下，人躺在床上，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格格的响。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的叫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二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裸着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里。

　　第二天他照常下楼：精神上受了重伤，一声不出，母亲也一句不敢动问。她已经从邻居那边知道了原委。整天他坐在椅子里烤火，跟哑巴一样，浑身发烧，驼着背象老头儿。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悄悄的哭。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自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而来打听细节。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的以为那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来向他道歉。他要挣面子，对过去的事一点不表后悔，不觉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跟一个象自己一样恨压迫的人痛痛快快谈一谈，他觉得松了口气。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想即使克利斯朵夫不愿亲自动笔，至少可以供给材料，让他拿去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他预料这位宫廷音乐家受了羞辱，一定会把他高明的笔战功夫，和他所知道的宫廷秘史（那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给社会党。他认为用不到过分的含蓄，便老老实实把这番意思对克利斯朵夫说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声明他一个字都不能写：由他去攻击大公爵，人家会看做他报私仇；过去他发表自己的思想是冒着危险的，现在他一无束缚之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

　　“那末，"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他充起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作朋友而非当作新闻记者说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说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急不及待的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启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是指的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拚命把他的头撑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起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弃：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作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制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起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象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分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的否决了，而且并不说明①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的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的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教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教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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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凡作家投寄新作于音乐团体请起演奏时，当先由乐队董事会投起表决。

　　克利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于弗拉脱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痛诋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克利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外。但他自己是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象他一样的宽宏大度。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决不作小心眼儿的报复：想到这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阕交响诗给于弗拉脱，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对方教乐队秘书复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利斯朵夫当然没有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般讨厌的鉴赏家多所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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