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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3)


  我们必须学会再苏醒,更须学会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应寄托无穷的期望于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的。我没有看到过更使人振奋的事实了,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能画出某一张画,雕塑出某一个肖像,美化某几个对象,是很了不起的;但更加荣耀的事是能够塑造或画出那种氛围与媒介来,从中能使我们发现,而且能使我们正当地有所为。

  能影响当代的本质的,是最高的艺术。每人都应该把最崇高的和紧急时刻内他所考虑到的做到,使他的生命配得上他所想的,甚至小节上也配得上。如果我们拒绝了,或者说虚耗了我们得到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思想,神示自会清清楚楚地把如何做到这一点告诉我们的。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末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因为,我看,大多数人还确定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上帝的呢,然而又多少有点轻率地下了判断,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归荣耀于神,并永远从神那里得到喜悦”。

  然而我们依然生活得卑微,像蚂蚁;虽然神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早已经变成人了;像小人国里的人,我们和长脖子仙鹤作战;这真是错误之上加错误,脏抹布之上更抹脏:我们最优美的德性在这里成了多余的本可避免的劫数。我们的生活在琐碎之中消耗掉了。一个老实的人除十指之外,便用不着更大的数字了,在特殊情况下也顶多加上十个足趾,其余不妨笼而统之。简单,简单,简单啊!我说,最好你的事只两件或三件,不要一百件或一千件;不必计算一百万,半打不是够计算了吗,总之,账目可以记在大拇指甲上就好了。

  在这浪涛滔天的文明生活的海洋中,一个人要生活,得经历这样的风暴和流沙和一千零一种事变,除非他纵身一跃,直下海底,不要作船位推算去安抵目的港了,那些事业成功的人,真是伟大的计算家啊。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顿也够了;不要百道菜,五道够多了;至于别的,就在同样的比例下来减少好了。我们的生活像德意志联邦,全是小邦组成的。联邦的边界永在变动,甚至一个德国人也不能在任何时候把边界告诉你。国家是有所谓内政的改进的,实际上它全是些外表的,甚至肤浅的事务,它是这样一种不易运用的生长得臃肿庞大的机构,壅塞着家具,掉进自己设置的陷阱,给奢侈和挥霍毁坏完了,因为它没有计算,也没有崇高的目标,好比地面上的一百万户人家一样;对于这种情况,和对于他们一样,惟一的医疗办法是一种严峻的经济学,一种严峻得更甚于斯巴达人的简单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标。

  生活现在是太放荡了。人们以为国家必须有商业,必须把冰块出口,还要用电报来说话,还要一小时驰奔三十英里,毫不怀疑它们有没有用处;但是我们应该生活得像狒狒呢,还是像人,这一点倒又确定不了。如果我们不做出枕木来,不轧制钢轨,不日夜工作,而只是笨手笨脚地对付我们的生活,来改善它们,那末谁还想修筑铁路呢?如果不造铁路,我们如何能准时赶到天堂去哪?可是,我们只要住在家里,管我们的私事,谁还需要铁路呢?我们没有来坐铁路,铁路倒乘坐了我们。

  你难道没有想过,铁路底下躺着的枕木是什么?每一根都是一个人,爱尔兰人,或北方佬。铁轨就铺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又铺起了黄沙,而列车平滑地驰过他们。我告诉你,他们真是睡得熟呵。每隔几年,就换上了一批新的枕木,车辆还在上面奔驰着;如果一批人能在铁轨之上愉快地乘车经过,必然有另一批不幸的人是在下面被乘坐被压过去的。当我们奔驰过了一个梦中行路的人,一根出轨的多余的枕木,他们只得唤醒他,突然停下车子,吼叫不已,好像这是一个例外。我听到了真觉得有趣,他们每五英里路派定了一队人,要那些枕木长眠不起,并保持应有的高低,由此可见,他们有时候还是要站起来的。

  为什么我们应该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下了决心,要在饥饿以前就饿死。人们时常说,及时缝一针,可以将来少缝九针,所以现在他们缝了一千针,只是为了明天少缝九千针。说到工作,任何结果也没有,我们患了跳舞病,连脑袋都无法保住静止。

  如果在寺院的钟楼下,我刚拉了几下绳子,使钟声发出火警的信号来,钟声还没大响起来,在康科德附近的田园里的人,尽管今天早晨说了多少次他如何如何地忙,没有一个男人,或孩子,或女人,我敢说是会不放下工作而朝着那声音跑来的,主要不是要从火里救出财产来,如果我们说老实话,更多的还是来看火烧的,因为已经烧着了,而且这火,要知道,不是我们放的;或者是来看这场火是怎么被救灭的,要是不费什么劲,也还可以帮忙救救火;就是这样,即使教堂本身着了火也是这样。一个人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在为他放哨。

  有人还下命令,每隔半小时唤醒他一次,无疑的是并不为什么特别的原因:然后,为报答人家起见,他谈了谈他的梦。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的重要。“清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拿我来说,我觉得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我想,只有根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一生之中,确切他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这还是我几年之前写过的一句话。通常,一便士邮资的制度,其目的是给一个人花一便士,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思想了,但结果你得到的常常只是一个玩笑。

  我也敢说,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对于一个哲学家,这些被称为新闻的,不过是瞎扯,编辑和读者就只不过是在喝茶的长舌妇。然而不少人都贪婪地听着这种瞎扯。我听说那一天,大家这样抢啊夺啊,要到报馆去听一个最近的国际新闻,那报馆里的好几面大玻璃窗都在这样一个压力之下破碎了——那条新闻,我严肃地想过,其实是一个有点头脑的人在十二个月之前,甚至在十二年之前,就已经可以相当准确地写好的。

  比如,说西班牙吧,如果你知道如何把唐卡洛斯和公主,唐彼得罗,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这些字眼时时地放进一些,放得比例适合——这些字眼,自从我读报至今,或许有了一点变化了吧——然后,在没有什么有趣的消息时,就说说斗牛好啦,这就是真实的新闻,把西班牙的现状以及变迁都给我们详详细细地报道了,完全跟现在报纸上这个标题下的那些最简明的新闻一个样:再说英国吧,来自那个地区的最后的一条重要新闻几乎总是一六四九年的革命;如果你已经知道她的谷物每年的平均产量的历史,你也不必再去注意那些事了,除非你是要拿它来做投机生意,要赚几个钱的话。如果你能判断,谁是难得看报纸的,那末在国外实在没有发生什么新的事件,即使一场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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