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2)_马丁·伊甸_杰克·伦敦

译者序(2)

　　二十岁时他进了加州大学，但由于贫穷．一学期后又辍了学。他决心靠写作为生，但在他的作品还没有带给他收入以前他还得干活。他只好在洗衣作里找了一份工作，辛辛苦苦地洗那洗不完的脏衣物。他陷入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之中。他明白了：当一个人为工资而劳动时，他就没有闲暇，也没有时间阅读、思想，甚至没有时间生活。他不过是一部机器，注入食物和睡眠只是为了继续工作。他的这种体会在本书《马丁·伊甸》有关洗衣作的几章里有深刻的描写。

　　这时阿拉斯加州的克朗代克发现金矿的消息传来，给他带来了解决矛盾的希望。1897年3月杰克·伦敦踏上了淘金的路。

　　他得到资助和三个同伴筹备了八千磅物资准备在克朗代克过冬。他们必须赶在寒冬之前到达靠近北极的育空河流域，路途漫长而艰险。

　　在齐尔库山，伦敦身背一百五十磅的行李攀登笔陡的山崖，上下一次要一整天。他们四个人用了九十天才把他们的全部物资背到了山顶。许多淘金者都在这座山下被淘汰，退出了行列。然后他们又自己砍伐木料，造了两艘船，沿有空河而下。途中他们遇到一段湍急凶险的河流，许多人都曾试图通过而失败，都说那河段是无法通过的天险，但是杰克·伦敦却说他有把握通过。他们果然驾了船在围观者的一片欢呼声中安然冲过了急流，再步行回来驾驶第二只船。这事引起了注意，陆陆续续有许多人来请他们帮助把船驶过急流去。杰克·伦敦每只船索要报酬二十五元，然后便由他掌舵，几个同伴合力把一艘又一艘的木船驶过了险区。他们一伙挣得了三千元。还有五千元可赚，但已经没有了时间，因为他们还得在冬天到来之前赶到下游去。

　　他们在零下四五十度的育空河旁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冬天。杰克·伦敦在营地里读了许多书。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斯宾塞的《首要原理》，海克尔的《宇宙之谜》，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读了密尔顿的《失乐园》和许多文学作品。

　　但是他们没有在育空河流域找到金子。他们认为是金沙的矿石其实是云母。

　　尽管如此，杰克·伦敦仍然大有收获。他把在那里的经历和见闻做了详细的笔记，那便是他后来发表的阿拉斯加小说的极其珍贵的材料。

　　杰克·伦敦因为没有新鲜蔬菜水果吃，患了坏血病，只好起身回家。他和伙伴们驾了一只船，用十九天工夫走完了一千九百英里的航程，来到白令海峡，然后从那里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在这一千九百英里的航程中杰克、伦敦已经开始勾勒出了他一些小说的轮廓。后来他写了出来，让自己获得了永生，也让那里的人和几只狗获得了永生。

　　从育空河回来之后的几年里，他不断读书和写作，每天工作十九个小时。他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泛。在经济学方面地读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李嘉图的《分配论》，约翰·穆勒的《股份论》；在政治学方面他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读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探索中世纪政治和教会的斗争；他读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作品，探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为了理解现代政治的缘起，他阅读霍布斯、洛克和休漠；在形而上学方面他读康德、黑格尔、贝克莱和莱布尼兹；在人类学方面他读波兹和佛雷泽；在生物学方面地读达尔文、赫百黎，尤其喜欢读斯宾塞的《首要原理》。在本书《马丁·伊甸对我们见到他对斯宾塞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见到他对尼采哲学的大胆阐述，尽管写的是马丁·伊甸，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杰克·伦敦自己的体会的。

　　那时的美国文学被中西部的道德所左右，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大体总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善行自会受到报偿，恶行总会受到惩罚，文学家只描写人生的愉快面，对于粗暴严厉的现实避而不谈。杰克·伦敦却决心按照托尔斯泰在俄国，莫泊桑在法国，吉卜林在英国的榜样进行文学的现实主义革命，把只能满足高级客厅需要的文学变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文学。他读英、法、俄、德各国名家的文学作品，还读各国的文学理论，寻求思想的解放。他最崇拜的作家是英国的斯蒂文森和吉卜林。吉卜林曾获得诺贝尔奖，是个现实主义的文学家，他的印度丛林故事极为动人。我们从杰克·伦敦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阿拉斯加小说和南海小说，如《蛮荒的召唤》、帕钦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吉卜林的影子。

　　1900年，杰克·伦敦的第一本小说集《狼子》出版，立即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相当优厚的收入，他原可以在成功与安定的环境里去继续从事写作的，可是他不是个安分的人，他血管里燃烧着火焰，总是渴望着沸腾的生活。

　　1902年，他接受了美国新闻社的委派到南非去采访布尔战争，到了英国，报社却来电，不让他去了。但他并没有就此结束英国之行，而是改弦更张，在伦敦进行了新的冒险，去发现新的写作天地。

　　他买了几套破旧的衣服、一双破鞋和一顶污秽的便帽，以流落英伦的美国水手身分住进了伦敦的贫民窟：东区。那是大英帝国最豪华的城市伦敦的另一面，非常可怕的一面。疾病、失望和死亡是那儿的居民的日常伴侣，生活污秽得令人窒息。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英国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把大量壮健的生命输入这里，而这些生命到第三代上就已经绝灭。“随时有四五十万人在叫做伦敦的这个社会陷坑里悲惨地死亡。”他说。他在东区贫民窟住了三个月，在那儿读了几百本关于它的小册子。书籍和政府报告，访问了无数男男女女，拍了许多照片；他排过领救济面包的长队，住过济贫院，睡过街道和公园，看到了人们在肮脏不堪的生活里挣扎和死亡。

　　回到美国他出版了他的作品：《深渊里的人们》。这本书带给他的经济收入并不高，却让他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名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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