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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4)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A1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义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里的,这是一个例外。

  “你是我办过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对我说,他感到骄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的案件中了。这或许是我生命得以延长的原因。

  我们相互尽力地、不断地说谎,但也不是毫无选择的。我总知道他在撒谎,而他却只有某些时候才知道我在撒谎。当谎言十分明显时,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停止它而谈别的什么问题。我想,对他说来,重要的并不是确定真凭实据,而是不要给这个“重大案件”留下什么阴影。

  他并不认为棍棒和铁链是审讯的唯一手段。他还比较喜欢针对“自己的”对象的情况采取劝诱或恫吓的办法。他倒从来没打过我,除了头一天晚上以外。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借别人的手来打我的。

  的确,他比别的盖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并且善于运用它。我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馆里,观看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照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埃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他很会扮演诱惑者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等到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这个笑与其说是狠毒的,倒不如说是有点凄惨,他说:“你真是个玩世派。”

  后来他还常常回到这天晚上的话题上来:“等到我们不在这里了……这就是说,你仍然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们会胜利。我向他讲起苏联的力量和它不可战胜的道理时,他注意倾听着。这是我最后几次“审讯”中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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