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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重重(3)


  “人们为什么要你杀我砍呢?”那个逗人爱的人回答说,“每个人都会以为,是为了钱财。这老太婆有五个存折,当我满身伤痕,穿得破破烂烂地跑到她那儿去时,正赶上给她寄来了利息。除她之外,我在这人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我就求她收留我,可是她这死尸,说什么要我出去找事做,还说什么我这么年轻,身强力壮,如何如何。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我只是用拨火棍敲了她几下脑袋,又照她脸上揍了一通,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这是我姑妈还是不是我姑妈呢?于是我挨着她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问:‘是我姑妈还是不是我姑妈呢?,到第二天邻居发现我坐在她旁边。后来我就进了斯莱比疯人院,到大战前波赫尼采(布拉格市的一个区。那里有一所精神病医院。)区的检查委员会证明我已痊愈,于是我马上又得补服这些年我所耽搁的兵役。”

  一个又瘦又长,愁眉苦脸的士兵拿着扫把打他们旁边走过去。

  “这是我们先遣连的教员,”坐在帅克旁边的猎骑兵介绍说。“如今干打扫卫生的活儿。是个非常正派的好人。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被送到这儿来了。”

  “喂,老师,过来!”他冲着那个拿着扫把。一本正经地朝长凳走去的士兵喊道。

  “给我们念念那首虱子诗吧。”

  拿扫把的士兵清了清嗓子,朗诵起来:

  遍身虱子到处跑,整个前线都在把痒搔,
  一只只大虱子又是爬来又是咬,
  将军大人满床滚呀,痒得实难熬,
  天天换内衣换内裤也不见效。
  虱子在大兵身上过得满舒服,
  在军官身上照样习惯又逍遥,
  奥地利的老公虱在床上,
  跟普鲁士的母虱把尾交。

  那位教员出身。愁眉苦脸的士兵坐到长凳上,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我的全部罪行。为了这首诗我已经受到军法官先生的四次审讯了。”

  “这件案子实际上不值一提,”帅克满有把握地说。“主要看军法处认为那只奥地利老公虱是谁。好在你加上了上床交尾的事。你这一笔会把他们搞得糊里糊涂,一个个都傻眼的。不过你一定要跟他们说:公虱就是雄虱,只有雄虱才能爬到雌虱身上去。要不说清这一点,你怎么也开脱不了。你写这首诗当然不是想侮辱某人,这是很明白的。你就对法官先生说,你写这玩意儿只是为了自个儿开开心,就象说公猪母猪一样,也说公虱母虱嘛。”

  教员叹了一口气:“可那个军法官的捷克话又说得不地道。我也用这类话向他作过解释,可是他冲着我一个劲儿地嚷嚷:母虱的捷文叫‘veak,(捷文的母虱子是ve,军法官便硬说捷文的公虱是veák。其实捷文veák却是”挂衣架“的意思。),而不是’公子,,他还用拉丁文混着德文说:‘veak,是阴性,你这文化人。’fe,是雄的,雌的叫‘feák,(军法官由于发音不正确,不但把捷文的”母虱“说成捷文的”漂亮的“,而且把已经说错的”挂衣架“又再错说成”美人儿“了。),Wir kennen uns,re Pappenheimer.(德语:“我们是了解自己的皮柯乐米尼的。”出自席勒的巨著《华伦斯坦》三部曲。皮柯乐米尼父子是皇军统帅的部下。作品里描写了其子从拥戴统帅到杀死统帅的转变过程。这句话已成为德国人广泛流传的成语。其转意是:“我们了解你们!”)

  帅克说:“总而言之,你这事糟透了,可你不要丧失信心,就象比尔森一个叫杨纳切克的吉普赛人一样,当一八七九年他因为谋财害命杀死两人的罪过,把绞索套上了他脖子,他还说:会转危为安的!真给他猜中了:在最后一刹那,又把他从绞刑架那儿领开了,因为欣逢皇上生日,不能把他处以绞刑。要绞他的那一天正赶上皇帝老子生日。到第二天,皇帝过了生日后才把他绞死了。这小子还有更大的福气:第三天他得到了宽恕,对他进行复审,因为所有事实表明,这件案子原来是另外一个杨纳切克干的。好啦,只得把他从犯人坟地挖出来,给他恢复名誉,改葬到皮尔森天主教徒墓地。可是后来发现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结果又把他迁到福音堂墓地,后来……”

  “后来我给你几个嘴巴子,”老工兵沃吉契卡说,“你这小子干吗净瞎编!人家正为军法处的审讯提心吊胆,他这个坏家伙倒悠闲自在。昨天叫我们去过堂时,他还在跟我解释风卷球(一种草本植物。)是什么。”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有个老太婆问潘鲁什卡。马捷依画家的仆人风卷球是个什么样时,他是这么跟这老太婆说的:‘你拿一块干牛粪搁在碟子里,往上面浇点儿水,牛粪就会发绿。这也就是风卷球。’”帅克为自己辩护说,“我可没有编造这么一套胡说八道,可是我们一起去过堂,总得聊点什么吧,沃吉契卡,我只是想宽宽你的心!”

  “还宽宽我的心哩,”沃吉契卡蔑视地吐了一口唾沫说。“人家满腹心事,只想着怎么摆脱这个倒楣运,出去找那些匈牙利小子算账,可他倒想用牛粪来安慰人。”

  “如今关在这地方,我怎么找那班匈牙利小子算账?而且还得对人装蒜说假话,说我们一点儿也不恨匈牙利人。唉,我告诉你吧,这简直是活受罪!哼!有朝一日哪个匈牙利小子落到我手里,我要象掐小牛崽子一样把他掐死!我叫他看看‘isten ald meg a magyart,(是以前匈牙利国歌的第一句:“上帝佑我匈牙利人。”)是个啥样儿。我要跟他算账,让他忘不了老子。“

  “咱们别操那么多心啦!”帅克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紧的是在法庭上永远别说真话。谁要是让人给哄骗住了,说了老实话,谁就准完蛋。如实招供决不会有半点好处。想当初,我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拉发干活的那时节,那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矿工揍了一位工程师,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他的辩护律师一个劲儿地要他别认账,他就啥麻烦也不会有。法庭庭长多方开导他,说是坦白了能从宽处理,可那矿工硬是顶住,就是不招认,结果屁事没有,把他放了:因为他证明当时自己并不在场,那天他到布尔诺去……”

  “圣母马利亚,”沃吉契卡发火了,“我再也受不了啦,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昨天和我们一块儿过堂的也正是这么个人。军法官问他入伍前是干啥的,他回答说:‘在克西什那儿送风。’搞了半个多钟头,军法官才弄清楚他是在克西什铁匠那儿拉风箱。后来又问他:‘这么说,你是在他那儿帮工的?,他象聋子对话一样地回答说:‘什么打更的?打更的是赫甫什家的弗朗达。”

  过道里响起了脚步声和巡逻兵的叫喊声:“Zuwachs.”(德语:又来了一个。)帅克高兴地说:“我们的人又多些了。他们兴许还藏了点香烟头吧!”

  门开处,一位志愿兵被推了进来,他就是曾经跟帅克在布杰约维策一起坐过禁闭车厢,后来分配到先遣连伙房的那一位。

  “托耶稣基督的福,”他进来时说。帅克代表大家回答说:“永远永远,阿门!”

  志愿兵满意地看了看帅克,把随身带来的毯子放在地上,坐到捷克人那边的条凳上。然后,他松开裹腿,取出藏在里面的香烟分给大家。又从皮鞋里掏出火柴盒上的那块沙面和几根有意弄掉半截的火柴。

  他划燃火柴,小心地点燃了香烟,又点火让大家都抽起烟来,这才毫不在乎地说:“我被指控煽动士兵造反。”

  “这没啥了不起的,”帅克平静地说,“小事一桩。”

  志愿兵说:“我倒要看看,我们靠各种各样的法庭,用这种办法是不是能把仗打赢。既然他们千方百计要跟我打官司,那就打吧。说到底,一场审判改变不了整个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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