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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克当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3)


  二

  勤务兵制度古已有之。据说,早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他就用过侍从。在封建时代无疑是由雇佣骑士充当这种角色的。堂吉诃德的桑丘。潘沙(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桑丘是堂吉诃德的侍从。)算什么人?我奇怪,怎么至今没有人写过一部勤务兵史。要是有这么一部书,我们就可以在书中找到阿尔玛威尔的公爵,他在托勒多(在西班牙。一七一四年由阿拉伯人占领,一八〇五年重又为天主教军占领。)围城期间,饥不择食,不放盐就吃掉自己的跟班的那段故事了。公爵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过这件事,说是他的跟班的肉即嫩又脆,有嚼头,味道介于鸡肉与骡肉之间。

  在一本土瓦本人(指中世纪士瓦本公国的居民,现住德国境内。)写的关于军事艺术的古书上,我们也可找到为侍从人员规定的条令。在古代,侍从人员必须虔诚。有道德。不说谎。谦虚。刚毅。勇敢。正直。勤劳,总而言之,必须成为他人的楷模。新的时代,使这一典型发生了许多变化。当代的勤务人员既不虔诚,也无节操,更不诚实。他们常常谎话连篇,欺骗主子,往往把他主人的生活变为真正的地狱。当代的勤务人员是一些为人狡诈的奴仆,能想出各种阴谋诡计使主人的生活变得很不愉快。在新的一代勤务人员中,根本找不到那种富于牺牲精神的。象阿尔玛威尔的公爵的侍从,善良的弗南多那样的人,甘愿让自己的主人不放盐就把自己吃掉。从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长官们在跟新时代的勤务人员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必须运用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威信。这也算得上一种恐怖统治。一九二一年,在史迪尔斯基。赫拉台茨发生过一起案件:一位大尉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一脚踢死了他的勤务兵。但他当时就被释放,因为他总共才干过两回这种事。根据这些先生们的高见,勤务兵的性命是一钱不值的。勤务兵只不过是一种东西,一个常常充当挨耳光的玩偶。奴隶,样样都得干的工役。这种卑微的地位要求奴隶变得狡猾。诡计多端,就不足为奇了。这种人在我们这个行星上的地位也许只能与旧时那些被人打后脑勺。折磨,以培养其自觉性的堂倌的苦难相比拟。

  然而,勤务兵高升为军官主子的宠儿的事也不乏其例。这一来,便会成为全连甚至全营的灾难。所有军士都竭力贿赂他。准假他有决定性作用,只要他肯在上司面前美言几句,报告就能顺利批准下来。

  这些宠儿在战争期间往往获得许多大小不一的银质奖章,以表彰他们的刚毅英勇行为。

  在九十一团里,我认识几个这样的人。有个勤务兵善于把偷来的鹅烤得香脆可口,因而得了一枚大银质奖章;另一个得了一枚小银质奖章,这是因为他老家常给他寄些食物来,使他的上司在最饥饿的时节也吃得大腹便便。

  他的上司提出应该发给他奖章的理由是:

  “在战斗中骁勇异常,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敌军强大炮火攻势下,犹寸步不离其指挥官。”

  而实际上当时他正在后方掏鸡窝。战争改变了军官和勤务兵的关系,勤务兵在士兵中间成了最可恨的人。当五名士兵只能分到一听罐头时,一个勤务兵往往能独得一听。他的行军壶总是满装着罗姆酒或白兰地。这种人物整天吃巧克力,啃军官们吃的甜面包干,抽上司抽的香烟,几小时几小时地烹煮美味佳肴,还穿着合体的衣衫。

  勤务兵和传令兵的关系最为亲密。他把桌上大量残羹剩饭和他所能享受到的其它好处都留给传令兵。加上一位司务长,就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这个三人小组与指挥官常在一起,关系亲近,所有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他们都知道。

  凡是与连长的勤务兵要好的班长,他那个班消息就比别的班灵通。

  假如勤务兵说:“两点三十五分我们就开溜。”那么奥地利士兵准在两点三十五分开始撤离敌人。

  勤务兵和战地炊事班的关系也非常亲密,他们最乐意在行军锅边闲逛,简直就象是在饭馆里拿菜谱点菜似的。

  “我来份烧排骨,”他对炊事兵说,“昨天你给了我一条猪尾巴。今天给我汤里放几片猪肝吧,你知道,我是不吃脾脏的。”

  勤务兵是善于表演张惶失措的丑态的大师。

  敌机轰炸阵地时,他吓得心脏都掉到裤裆里去了。这种时候,他总是带着他自己和长官的行李躲藏到最保险的掩体里,脑袋埋藏在毯子下面,叫手榴弹找不到他。这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他的指挥官受伤,他好跟着他一块儿回到离前线很远很远的后方去。

  他的惶恐还带有几分神秘性。“我觉得,好象在卸电话了,”(军队要撤退的征兆。)他煞有介事地同班里的人说。当他能够说“已经卸好了”的时候,他就是幸运的了。

  谁也不象他那样喜欢撤退。在这种时刻,他甚至忘掉了手榴弹和榴霰弹在头上的呼啸声;不知疲倦地背着行李往辎重车队停留的参谋部钻。他喜欢奥地利军队的辎重车队,异乎寻常地喜欢乘他们的车撤退。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乘坐双轮救护车。假如他不得不徒步行军时,他简直心碎欲裂。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把他上司的行李扔在战壕里,只背着自己的财物上路。

  假如发生这种情况:长官为了不当俘虏,溜之大吉,他却当了俘虏,那他绝不会忘记把长官的行李也一并带上,这么一来,他梦寐以求的这分财物就成了他的私有物。

  我见过一个被俘的勤务兵,他和别的一些人一道从杜布诺(在乌克兰境内。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曾在该城发生过激战。)步行到基辅附近的达尔尼采去。除了自己的背包之外,他还随身背着他的那位不愿当俘虏。开了小差的上司的行囊。五口各式各样的手提箱。两床被子和一个枕头,还不算头上顶着的包裹。他向我诉苦说有两口箱子被哥萨克人偷走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他竟背负着这么一大堆东西,不辞辛苦地走过整个乌克兰。他简直象一辆活的运输车。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能带着这么些东西,跋涉数百公里,一直拖到塔什干,目光炯炯地看守着这些东西,直到最后在战虏营患斑疹伤寒,趴在自己行李堆上死去。

  现在,勤务兵遍布我们全共和国,正在宣讲自己的英雄事迹。吹嘘他们攻打过索卡尔(加里西亚的一个城市。)、杜布诺 、尼什(塞尔维亚的一个城市。)和皮亚韦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 ,他们每个人都是拿破仑。“我已经对我们的上校说过,让他给参谋部打个电话:可以开始行动了。”

  他们大多数是些反动分子,当兵的恨死了他们。他们当中有人爱告密,看到有人被绑走时,他们总是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

  他们已发展成为特殊阶层,利欲熏心,贪得无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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