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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狂荡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一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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