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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7)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西罗坚科继续往下念,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始终同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都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像叫化子,两腿一伸了事。说实在的,革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讲的事要说,不能等着别人发问。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能说些什么呢?说老吧,我还早着呢。我只能说,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条路。我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以前就是没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就应该走上这条路。有个水兵,叫朱赫来,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来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头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单单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党嘛!”

  阿尔焦姆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不寻常的措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也许,有人想要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的人晃动起来,但是暂时还没有人说话。一个下了机车就来开会的、黑得像甲虫一样的司炉干脆利落地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给他就得了。”

  矮壮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伤了风的沙哑声音说:“这种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后面共青团员座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他说:“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个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讲简单点,别跑到这儿来卖弄……”

  阿尔焦姆打断他说:“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缠住了。

  这是实在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把工人阶级的良心扔掉。

  从今天起就一刀两断。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牢靠些。要不然,那块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见会场上举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胸阔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鲁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的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当上司机了。他介绍了自己劳苦的一生,快结束的时候,讲到了最近的感受。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牺牲了,可并不是为了让我躲在房后去哭。我还没有补上他们牺牲的损失。这回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过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问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现在起重新开始。”

  勃鲁扎克回忆起往事,心绪很乱,忧伤地皱着眉头。会上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他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彩。斑白的头也抬了起来。

  讨论接收新党员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党。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一棵大树,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只削去它的顶端,它是不会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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