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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1)


  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面对面地竖在那里,默默地互相敌视,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着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鹰。这只嗜食兽尸的恶鸟展开双翼,似乎正用利爪抓住这根漆着线条的界桩;同时,它又伸出贪婪的钩嘴,不怀好意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对面六步以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圆形柞木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地上,但是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不冒生命危险就想越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里就是边界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铁牌,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经过数千公里,一直伸展到极北地区,伸向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地主波兰的国界,就从这根钉着一只老鹰的柱子开始。密林深处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小镇离国境线十公里,过国境线便是波兰的科列茨镇。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界桩跨过积雪覆盖的田野,穿越森林中的通道,下到峡谷,又爬上山岗,然后伸向河边,站在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国原野。

  天非常寒冷。雪在毡靴下面咯吱咯吱作响。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戴着英武的盔形帽,从那个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走起,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负责的地段内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的军大衣,戴着绿色领章,脚上穿的是毡靴。大衣外面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宽领羊皮外套,脑袋包在呢子的盔形帽里,很暖和。手上戴的是羊皮手套。那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严寒的暴风雪天也冻不透。

  这个红军战士肩膀上背着一支步枪,在巡逻线上走着,皮外套下摆擦着地上的积雪。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

  在这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边境线上的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彼此可以看见,而在波兰那边是一公里到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着质量低劣的高统军鞋、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大衣,头上戴着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子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还是鹰,可是这么多鹰并没有使他稍微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钻到了他骨头里面。他搓着麻木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后跟踢着另一只脚后跟,手上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手早就冻僵了。

  这个波兰兵一分钟也不敢站下,一停下,他全身的关节马上就会冻僵。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有时还要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相遇了,波兰兵转过身来,跟红军战士并排走着。

  边界上是禁止交谈的,但是,四周是一片荒野,只在前面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反了国际法呢?

  波兰人想抽烟,可是火柴忘在兵营里了。微风故意把马合烟的诱人香味从苏维埃那边吹过来。波兰人不再搓他那冻坏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带领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他们会出人意外地从山岗后面钻出来查岗的。但是现在四周空荡荡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我用一用。”波兰兵首先开了口,破坏了公法的神圣性,他讲的是波兰话。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背后一甩,用冻僵了的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吃力地掏出一包廉价烟卷来。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交谈,而且他又没有完全听懂那个波兰兵说的话,因此,他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自己的路,他那两只暖和而柔软的毡靴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烟,请扔盒火柴过来。”波兰哨兵这一次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仔细地看了看身旁的这个人,心里想:“看来这位‘先生’连五脏六腑都冻透了。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他的生活也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穿件又薄又破的外套就给赶出来放哨,看他冻得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不抽口烟可真不行了。”于是,红军战士连头也没有扭,扔过去一盒火柴。

  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那盒火些又以同样的方法飞过了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公法:“你留着用吧,我还有。”

  从边界那边传来了回话:“不,谢谢,为这一小盒火柴,我得蹲两年监狱。”

  红军战士看了看火柴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盒上还写着:“最后通牒”。他想:“是啊,真不假,把这个东西给他可真不行。”

  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朝一个方向走着。在这空旷无人的原野上,他一个人感到太寂寞了。

  马鞍有节奏地咯吱咯吱响着,马的脚步又轻快又平稳。黑公马的鼻孔周围挂上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雾消失在空气里。营长骑的那匹花骒马神气地迈着步子,不时把纤细的脖子弯成弧形,玩着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志。只是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另一个人的领章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边防军人。他是这里的“当家人”,他的一营人就在这七十公里的防区内站岗放哨。和他同行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普及军训营政委柯察金。

  夜里下过雪。松软的雪地上,没有蹄印,也没有人迹。这两个骑马的人走出一片小树林,在原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以外,又是一对界桩。

  “吁!——”

  加夫里洛夫勒紧了马缰绳。保尔也拨转马头,看营长为什么停马不前。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迹印,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了许多圈子来弄乱来去的踪迹。这只小兽从什么地方走来的,很难弄明白,但是营长勒住马要察看的并不是野兽的脚印。离这些兽迹两步远的地方,另有一些脚印,已经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这里有人走过。这个人没有故布疑阵,他是径直朝树林里走去的,脚印清楚地说明他是从波兰过来的。营长又策马前进,循着脚印走到了哨兵巡逻线。在波兰境内十步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这些脚印。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嘴里咕哝着。“这回又是穿过三排的防区,可是他们早晨的报告什么也没讲。他妈的!”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花白,再加上他呼气凝成的白霜,现在像镀了银一样,威严地挂在嘴唇上。

  有两个人正朝骑马的人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那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主人两腿用力夹它,就跑了起来,很快到了那个人跟前。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带,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儿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一边问,一边把手伸给红军战士。因为这个战士个子很高,营长在马上几乎用不着弯腰。大个子战士急忙从手上扯下手套。营长和哨兵握手问好。

  波兰哨兵在一旁注视着。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三个小方块可就是少校军衔)同一个普通士兵握手,彼此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刹那间,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可是这种想法太荒唐了,他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下。

  “我刚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战士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您看见了吗?”

  “没有,还没看见。”

  “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值班?”

  “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好吧,要特别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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